日前，辽宁省义县公安、计生等部门联手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他们深入全县18个乡镇239个村对非法行医及未出生婴儿性别鉴定进行排查与整治。李铁成摄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近30年 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80后、90后人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挑战
“你不用担心语言不通，也不要担心无法相处”、“3个月内娶到手，一年内跑掉赔一名”，这是一则“团购越南新娘”的广告。在广西中越边境，买卖越南新娘的生意暗潮汹涌。而价格也随需求不断增加一路攀升，由上世纪90年代的二三千元升至目前的5万到20万元。其中，骗婚、逃婚事件屡见不鲜，警方打击拐卖和遣返越南新娘的行动不时见诸报端。
“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出现‘媳妇荒’、‘买卖新娘’等现象，这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恶果。” 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性别比偏高问题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自然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自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以来，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只有乡镇出生性别比偏高；90年代以后，城市出生性别比也开始偏高。起初是第二、三孩次出生性别比偏高，现在一孩出生性别比也升高。” 原新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暨重点治理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表示，2009年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趋势出现拐点，首次连续3年下降，2011年降至117.78。但是，下降幅度有限，整体上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巩固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下降任务依然艰巨。
原新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婚姻挤压现象凸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我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渐次进入婚育期的80后、90后青年，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挑战。
“光棍”危机大于“剩女”问题 “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加剧落后地区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近30年，虽然造成了大量“婚姻剩余男性”，但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剩女”。
“这是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分析，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率先在偏远穷困的农村落地，而非城市。由于这些落后地区信息闭塞，“剩男”危机很少走进公众视野。
事实上，男女适婚人口比例失衡加上“嫁高娶低”婚配模式造成的“婚姻梯度挤压”，导致当今社会形成两大现象：一面是农村落后地区“光棍”不断，一面是不少大城市“剩女”增多。
李建新指出，现实中的婚姻除了讲究“门当户对”外，还有“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排序，那么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剩男”是被动单身，“剩女”多为个人选择。
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当进入婚龄的女性出现短缺时，男性会向低年龄段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再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剩男”最后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曾选择东、中、西部28个省份的369个有代表性的行政村，进行大龄未婚男性群体（28周岁及以上、从未结过婚）调查，做出《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
报告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9个男“光棍”，其平均年龄为41.4岁 。“光棍”聚集程度由东至西逐渐递增，西部为3.21%，东部为2.26%。
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水平上都处于劣势，男性在婚姻市场拥有的资本也相对较少。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大量‘光棍’，更在于贫困人口成为主要‘受害者’。”原新说，社会地位高的男性择偶不存在问题，而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等社会地位低的男性，择偶将非常困难。这种现实客观上刺激并加剧了落后地区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光棍”危机远大于城市“剩女”问题。它不仅事关个人发展、家庭幸福，更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威胁人口生态安全 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为男性所主导，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原新强调，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不单纯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带来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还带来就业挤压问题。一位经常来往于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装老板介绍说，目前不少纺织厂因招不到女工而停业。原新认为，10—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女性就业难度；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出现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现象；某些男性就业岗位会因为劳动力过剩，引发男性激烈争抢。
婚姻挤压对传统家庭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引发婚姻家庭道德危机。女性婚龄人口短缺，会在代际间产生激烈的争夺和冲突，“错位婚姻”如“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有可能大量涌现，婚外恋、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等社会现象也可能随之滋生。
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3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一步强化了女性歧视。在偏远农村地区，没有生育男孩妇女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会受到威胁，而千方百计通过人为性别选择或超生方式得到男孩的妇女，也并未因此从重男轻女的传统枷锁下彻底解放。
原新认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威胁人口生态安全，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为男性所主导，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