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在黄泛区

　□ 翟国胜

　　1963年的春天，正是苹果花盛开的季节，黄泛区农场一分场场长刘志达，领着一位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走进了职工青年宿舍。这位男青年，高高的个头，白净的皮肤，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他就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的二儿子、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郭世英。

　　据万里之子万伯翱回忆，郭世英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弟学校101中学度过的。在中学里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还被誉为高干子女的表率。那时，郭世英不仅成绩优秀，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是学校足球队的名将。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外交学院学习，后因“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就读。休学一段时间后.1962年，郭世英又进入了北大哲学系学习。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基层单位也纷纷成立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登载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一分为二”观点分析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的文章。在这种气氛下，郭世英同几个同学组织起来向哲学“禁区”进军，他们把自己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后来，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X小组被迫解散，郭世英也以“治疗脑神经衰弱”、“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了黄泛区农场。

　　也许是自我改造的意识特别强烈吧，郭世英当时在黄泛区农场劳动十分积极。夏天他时常头上戴着一顶斗笠，有时干脆不穿衬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在似火的骄阳下，也像一些老工人一样脊背上披一件小白披单。当时分场党支部号召职工开展积肥活动，世英毫不怕脏不怕累，出门总是带上铲和粪筐。有一次与同伴到附近的商店去买烟，没带拾粪工具，回来的路上正巧看见一堆冒热气的马粪，世英犹豫了一下，摘下头上的斗笠，把粪托到了他的粪堆。年终评比时，他被评为第一名。

　　郭世英喜欢看书，喜欢动脑筋。当时农场有个全国劳动模范叫屈应理，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进行革新，先后创造出粮棉间作、棉花分段施肥、棉花虫卵期药物防治虫和双手快速拾棉等先进经验，是闻名全国的植棉能手。郭世英就跟着他学种棉花。在地里郭世英细致地观察棉花发芽、开花、结桃生长的过程，并用小本认真地记录下来。他给父亲写信，请父亲不要再寄太多的文艺书籍，而要一些植物栽培方面的书。后来，郭沫若给他寄来了一本厚厚的《植物栽培学》，他非常高兴，时常把书用绳子扎在胸前，劳动休息时就取出来翻看，有时还诙谐地说：“这就是我的小小图书馆”。1965年春夏之交，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师生到农场实习，撰写棉花实验方面的论文，世英也悄悄写了一篇，交给了农大的老师。老师惊异地赞叹这篇论文很有分量，并推荐给当时四年级的学生参考。从此，世英对植物栽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友人说：“研究植物栽培大有前途，我已下定决心，劳动结束后，转到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还回农场工作。”

　　据当年曾与郭世英一起摘过棉花的孔兰英回忆，郭世英所在的摘棉花小组有十七八个人。为评上“红旗小组”，郭世英从棉田里一袋袋扛起大包的棉花往地头送，汗珠啪嗒啪嗒地往下落，也不说一声累。至今一提起郭世英，孔大妈仍翘起大拇指夸他虽是高干子弟，但却没有架子和脾气，不仅为人随和，生活简朴，自立性也很强。他当年穿的那身“劳动服”就补了很多补丁。有时，郭世英的母亲寄些钱，希望帮他改善一下生活，据说他竟一分不留地退了回去。

　　艰苦的生活磨练了郭世英的意志，也培养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1963年中秋节前夕，郭世英从商店买了2斤月饼，刚一出门，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娘正在乞讨，他毫不犹豫地把月饼递给了这位老大娘。平时，他尊敬工人师傅，而工人们对世英也非常关心爱护。尤其是屈应理夫妇，逢年过节或改善生活，总把世英叫到自己家里吃饭。屈应理的四个孩子根成、建成、翠萍、志宏，见了世英也都热情地喊“大哥”。

　　1965年秋，上级批准世英回京继续学习。根据他本人的志愿，世英从北京大学转学到了北京农业大学。可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开始了，正发奋学习的郭世英又一次受到了迫害。1968年4月22日凌晨6时，郭世英在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从三楼的一个房间扑向了生他养他的大地。

　　噩耗传到黄泛区农场，职工们无不悲痛惋惜。

　　2007年9月23日，在周口做“哲学与人生”讲座的作家、学者周国平，专程赶赴黄泛区农场，探访大学好友郭世英曾经生活过的这片热土，以此来表达对已故好友的凭吊和怀念。周国平首先参观了郭世英当年的宿舍。那座青砖瓦房，历经半个世纪风雨，依然保存完好。随后，周国平又拜访了当年手把手教郭世英种植棉花的全国劳模屈应理的家人。离开黄泛区农场时，周国平深情地说：此行是一次情感之旅，是怀念也是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