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义英：家是联络点 我是医护兵

     □晚报记者 姬慧洋 文/图

　  秋雨如丝，像白雾般笼罩着龙池头村，站在村口往远处看，街道、楼房、行人，都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袁义英老人的家就在前面，她育有五男二女，不幸的是四个儿子都已经去世，如今她跟着小儿子住。老太太身体还算不错，听力没问题，思维也清晰，但毕竟90多岁了，过去的事有些记不起来了。她每天早上5点都会准时起床出门溜达，我驻村晨起锻炼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她。”西华县纪委驻龙池头行政村第一书记马东雷一边介绍，一边将周口晚报记者带到袁义英老人的家。

　　袁义英老人看上去很瘦弱，眼睛不算大，肤色有些发暗，干枯的手摸上去有点儿凉。“这段时间我妈身体不太好，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昨天刚回来。以前的事，她有些记得清，有些记不清。有人听她讲故事，她就会激动，有时候一激动就忘事。”袁义英老人的儿子宋军风说。

　　得知周口晚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年龄大了，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

　　村外戏水 目睹日军进村

　　70多年前的齐鲁大地上，抗日战火连绵不断，处处回响着反抗侵略者铁蹄的枪声，邹平县就在其中。袁义英的家在邹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在她的印象中，村庄外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幼年的她和小伙伴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跟着堂哥还有村子里的一些村民去河里玩水。我从水里探出头的时候，看到一队穿着黄色军装的人，端着枪，进了我们的村子。”袁义英老人回忆说，“日本鬼子来了。村里一片狼藉，地上洒落着一些鸡毛和鸡血，日本鬼子抢了村民的鸡和粮食后就地做起了饭。吃饱以后，他们走到村外挖起土来。等他们走后，我偷偷去看过，那是1米左右深的坑，能容纳两个成年人蹲在里面。”

　　家是联络点 站岗放哨是常事

　　在袁义英老人的记忆中，她家就是当时地下党的联络点。“我爹是八路军，他们经常来我们家开会，经常来的人有一个姓黄，有一个姓曾。”袁义英老人回忆起这些往事，神情很肃穆。

　　“当时日伪军特别多，他们经常来村里搜查抗日积极分子。我爹他们一开会就让我在外面放哨，一有情况就赶紧跺三下墙，我爹他们就会紧急解散。”袁义英老人说。

　　由于叛徒的出卖，日伪军很快得知袁义英的父亲是八路军，因为没有抓到他，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就抓了袁义英的爷爷、奶奶、母亲等一家十几口人，并全部残忍杀害。侥幸逃脱的袁义英只能跟着父亲来到部队。那一年，袁义英10岁。

　　　父亲牺牲 后方医院当护士

　　“我就在部队开始接受教育，跟我一起学习的孩子都跟我差不多大，我们每天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写字。”袁义英回忆说，可惜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部队被打散了，父亲牺牲，作为革命遗孤的袁义英被安排在后方医院当护士。

　　“当时我所在的医院在滨州市惠民县，有医生、有护士，算是比较正规的医院了。”袁义英老人回忆，“轻伤不下火线，送到我们医院的伤员伤势都十分严重，就算是治好了伤，也基本上不了前线了。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给伤员包扎用的都是几公分宽的布条，床位不够用，地上躺的都是伤员。”

　　当时，飞机轰炸是时常发生的事情，袁义英所在的医院也不能幸免。“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炮弹扔到了医院楼上，楼一下子就塌了，地上到处都是炮弹炸出的大坑和散落的炸弹残片。”袁义英老人回忆说，医院被炸毁，她和幸存的医生护士转移到隔壁村里，继续给前线送下来的伤员治疗。

　　照顾伤员 结为一生伉俪

　　战争是残酷的，在医院，袁义英每天都会见到新的伤员。有一天，正在忙碌的袁义英接到通知，上级让她主管一个重伤员，“我见过很多伤员，像他这样整个人都血肉模糊的并不多。他全身都有伤痕，最重的伤在肩膀和大腿上，胸膛和后背也有大量弹片嵌在肉里”。

　　这个人名叫宋庭顺，后来成为袁义英的丈夫。

　　在袁义英的精心看护下，宋庭顺的伤势不断好转。长时间的接触，宋庭顺暗暗喜欢上了热情又朴实的袁义英。“他比我大了18岁，介绍人在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有顾虑的。但是考虑到他是因为抗战才耽误了个人问题，考虑到他是抗日英雄，我就答应嫁给他了。”看着客厅桌子上老伴的遗照，袁义英老人说。

　　1949年，伤愈后的宋庭顺被分配到开封。同年，作为家属的袁义英调到了丈夫身边。1950年，宋庭顺复员回到西华县红花镇龙池头村，袁义英也跟随他来到龙池头村定居，两人共育有七个子女。

　　老兵档案

　　袁义英，1930年10月出生在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现居住在西华县红花集镇龙池头村。1938年随父亲来到部队，父亲牺牲后她被组织安排在后方医院当护士，1950年随丈夫落户在西华县龙池头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