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王晨 文

　　“为了打鬼子，啥法子都用过。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怕就输了。”接受周口晚报记者采访的是91岁项城籍抗战老兵王建义，年轻的时候他是一名热血报国的军人。王建义回忆，让他感到最痛快的一次是在夜半时刻，他和几个战友埋伏在山上的桃林，逮住掉队的日本兵就是一闷棍，“用脚踢，用棍打，鬼子死了枪就归咱了”。痛击日军的喜悦、失去战友的悲伤……听着王建义老人的讲述，犹如我们亲历战争一般。

　　国难当头毅然从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河南多灾多难的年代，频繁的水旱灾害、连绵不断的战争、烧杀抢掠的土匪把老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王建义出生在漯河市郾城区拦河潘村一个贫苦的家庭，家中有父母，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家里穷，老父亲去河里挑水给村里的有钱人送到家，一担水才两分钱。因为挑水，父亲的肩头都磨破了。”王建义说，挑着空桶下河堤还容易些，打满两桶水，父亲上河堤时必须小心翼翼，坡陡路滑要保持平衡，不能让水洒出来，洒得多了就没钱挣。

　　1941年4月，山西省战事吃紧，兵力严重不足，国民政府在豫晋等地征兵十万，抗击日寇。当时，作为家中长子，王建义决心投身军队，杀敌报国。“当兵打鬼子，当兵保家乡！”年仅15岁的王建义与老乡一起，在漯河应征集合，迅速向山西进发。

　　老兵档案

　　王建义，1926年生于漯河市郾城区拦河潘村，他15岁在漯河市加入国民党33军41师3团2营4连，后赴山西省汾阳市抵抗日军，阻止日军过黄河。抗战胜利后他加入解放军，1950年转业到漯河市，1954年因工作需要到项城市建筑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埋伏桃林痛打日军

　　在平时的战斗中，王建义他们更多的是偷袭日军，“咱的武器不如人家，枪打着打着就热得烫手，枪杆都烧红了，子弹打不出去。在缺水的情况下，战士们就用尿液给滚烫的枪身降温后接着打。我们就想办法伏击鬼子，抢他们的武器。”

　　山西省山头多，山上种了不少低矮的桃树，对于王建义和战友们来说，满山的桃树成了伏击日军的绝佳地点。“趁着夜色，我们有时候是两三个人，有时候是十个八个，打探到有日军从这个桃林经过，我们就事先爬到树上埋伏好，看到有鬼子来就小声说‘来了，抓住啊’。看准时机，一把抓住鬼子，往头上就是一闷棍。”王建义说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用脚踢、用棍打，能抢到鬼子的枪，别提多得意了，走之前还得往对面山头放一枪，试试火！”

　　那时候，日本兵被打怕了，整日待在岗楼里不敢出来。一直到抗战结束，王建义所在的部队把日军死死地困在山西省南部。“日军还给我们三团起名儿叫刺猬团，扎手！现在鬼子来了我也不怕他，还敢打！”说话间，王建义腰杆挺得特别直。

　　共赴国难死守黄河

　　山西省是华北战略要地之一，王建义所在部队经洛阳、过潼关、渡黄河，长途跋涉一个多月，抵达目的地——山西省孝义市。在孝义市，新兵接受紧急训练后，就奔赴汾阳市战场。当时，日军从山西省南部企图继续南下，王建义所在的部队奉命阻止日军过黄河。

　　王建义清楚地记着，首次与日军交火是在汾阳市，一营奉命守在山头主阵地，王建义所在的二营在侧翼进行火力支援。“日军武器先进、火力大，我们就端着枪猛冲猛扫，看见鬼子就瞄准，也不知道打死打伤了多少。”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日军伤亡惨重，阵地上留下不少尸体，一营部分战士伤亡，但在二营的援助下，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我们的副班长是个机枪手，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军一发子弹击中眉心，满脸都是血。他在后方治疗时，我去看他，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紧闭双眼不说话，血根本止不住。最后因为伤势太重，他牺牲了。”王建义重重叹了口气，又陷入了回忆，“还有一次，一位战友离我大概5米远，突然喊我说他挂彩了，我才看到他的臀部被日军的炮弹炸去了一半，我让他捂住，然后又背又拽带他转移。”

　　召集战友加入解放军

　　经过8年抗战，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听到这个消息，王建义和战友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他们把枪放在地上，大家互相击掌、又唱又跳。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他和战友们都很抵触，山西省阎锡山部队把部分受降的日军留了下来。“日军杀我们的百姓，烧我们的家园，占我们的土地，恨不得打死他们，还带他们出操，我不干”。

　　后来，听说国民党要打共产党，王建义更接受不了。他派人与解放军秘密联系，在他的带领下，全连37名官兵加入解放军。后来，王建义调入解放军训兵团担任军教员，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1950年，王建义转业回到家乡郾城县，在家乡东大街担任街长。1954年，王建义因工作需要来到项城市建筑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如今他儿孙满堂，安享晚年。“比起牺牲的战友，能活到现在我已经很知足了,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