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起义将领---王锡龄将军

王锡龄简介

王锡龄（1908--1982）少将。河南项城人。

中文名 王锡龄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08 逝世日期 1982

行伍出身，1940年11月任第国民党68军暂编36师3团上校团长，1944年任南舞师管区副司令，1945年10月任河南省军管区少将参谋，1946年5月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8年6月任豫北师管区副司令，1949年1月任第40军264师少将师长，5月5日在河南新乡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战术研究员，河北省水利厅副科长，民进河北省委委员，河北省政协委员。1982年在北京病逝。

王锡龄今项城市高寺镇王营村人。国民党少将师长，全国解放前夕组织新乡起义，为和平解放新乡立了首功。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战术研究员、河北省水利厅农田水利局副科长，系中国民主促进会河北省省委委员、河北省政协委员。

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靠三叔父种拉编地、二叔父和五叔父做木工活为生。在项城读过高小，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流浪中他跑到北京，时逢冯玉祥驻军南苑，他就投入西北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中原大战时，已经是冯玉祥的上尉副官了。蒋介石的军队逼他母亲要他投降，结果他母亲在蒋军的枪托下被吓死。抗日战争时期，王锡龄已经是第五战区６８军暂３６师３团的上校团长，驻守南阳一带。

当时，第五战区顾问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王葆真（号“卓山”，人称“卓老”，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往来频繁，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表赞成和信服），正在南阳一带开展反蒋抗日联共工作，经南阳武侯祠园艺场场长程次喜介绍，王锡龄与王葆真有了关系。日寇向豫西鲁山进攻时，王锡龄团奉命进驻鲁山南部的四十里冲南口铁牛庙，相机阻击南犯之敌，一举击毁日军坦克三辆。由此，王锡龄被提拔为河南师管区少将副司令。有一天，王葆真通过武侯祠方丈找到王锡龄，二人推心置腹，谈了各自的情况。王葆真对王锡龄说：你在鲁山打了一个漂亮仗，中央提升你为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官是升高了，兵权却没有了。以此策动王锡龄的反蒋情绪。日寇从唐河大举进攻南阳时，五战区的６８军溃败南逃，王葆真力劝王锡龄也逃离南阳，自己去了内乡暂避。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以爱国反蒋为宗旨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革前身）宣告成立，王葆真是民促会最早发展的会员之一。他当时担任国民党河南省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参谋，后改任国防部部员，均为闲职。１９４６年夏，已经回到南京的王葆真与王锡龄恢复了联系，约王锡龄去南京面见李济深（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１９４６年３月至４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并当选为主席）。在王葆真和李济深动员下，王锡龄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接受了民促会在河南组建筹委会及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相应策动刘汝明及豫北４０军反正起义的任务。１９４８年初，民促会在香港改组为“民革”，王葆真写信告诉王锡龄：生意改组了，下面扩大啦，总经理很有本领，不久生意一定会大发展。

王锡龄入会后，开始在河南组织民进筹委会，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进步力量，１９４８年６月，他改任豫北（新乡）师管区司令部副司令后，因管区归属四十军，他又以师管区副司令的身份，打入驻守豫北的４０军（该管区）。

国民党陆军４０军军长李振清，兼任郑州绥靖司令。王锡龄到任后，先见了李的密友王国光，由他引见军长和副军长李辰照。王锡龄和两位军长均系西北军旧属，见面后畅叙友情，格外亲切。从此王锡龄在共产党领导和关怀下，开始在４０军上层策动起义。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郑州、新乡已处于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蒋介石电令李振清率部突围南逃。李经过反复思考，仍难作决断。王锡龄力劝李拒绝南调，准备起义，且主动将师管区的两千余人和武器并入４０军。李于是任命王锡龄为２６４师师长。此时，王锡龄已与黄河北小集车站的１４纵队政委甘渭汉取得了联系。甘要求他做好三件事：第一，能早起义早起义；第二，不能早起义，也不能率兵出城与解放军打仗；第三，想方设法不让４０军过黄河，以便各个击破。王锡龄看到营长以上军官，都在想法把家属送过黄河。他急中生智，反而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开封接到了新乡。他对别人的不解解释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哪里都不是安全的地方，一家人住到一块反而好照顾一些，彼此也都放心。他让自己的爱人主动去接近参谋长的爱人，劝说她留在新乡……经过这一番工作，许多军官家属打消了南逃的想法，甚至一些已经去了郑州的又返回新乡。

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两次电令４０军南下。李振清集合团以上军官紧急开会，王锡龄在会上虽然没有发言，却在会后邀请李去检阅他组建的军官队，在检阅的空隙，他单独与李密谈，说队伍南调有问题。他坦诚地对李振清说：４０军驻扎新乡已经多年，不少军官已经就地成家生有儿女，现在到处都打败仗，谁还愿意离开家？再说，解放军军民一体，消息灵通，善于设伏。如果４０军离开新乡的城防南下，结局可想而知。还有关键的一点是，４０军不是蒋的嫡系，属于杂牌军。嫡系部队打了败仗，是你杂牌军援助不力；你杂牌军打了败仗，是你作战不力。到哪说理去？听了王锡龄的说辞，李振清心有所动，竖起他的右手拇指向北方摇了几摇，问：“咱们向这靠？说说你的看法。”听了王锡龄的分析，李振清认为见解很对，并当场约请王锡龄以后到４０军任师长职务。不过李振清仍未消除南窜的幻想，第二天又亲率三个团赶赴郑州，企图北运粮弹，补充４０军。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甘渭汉政委布署：对敌运输部队予以伏击，对李振清本人只伤其筋骨，不毁其性命。果然李率运输部队至黄河铁桥南岸时，被解放军伏兵击溃，李的腿部被击伤两处。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他去南京疗伤，他一再坚持不去；可是蒋介石派人把他母亲接去了南京为“人质”，他才不得不上蒋的专机。李振清走后，军权实际上交给了副军长李辰照。这时有谣言说，美国出兵助蒋，正沿陇海路西下。面对这么复杂的局势，王锡龄开始为４０军的起义前景担忧。正在这时，４０军接到了蒋介石任命王锡龄为该军２６４师少将师长的委任状，他及时向解放军１４纵队的甘政委通报了情况，并请甘政委派人协助他工作。

不久，人民解放军拟经新乡渡黄河南下，蒋数次电令四十军截击。王锡龄力排众议，劝说副军长不要阻拦，以尽早起义为上策。李辰照也认为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决定按兵不动。解放军南下部队，得以从新乡顺利通过。当年１０月６日，邓小平、陈毅率领的中原解放军主力解放郑州，新乡之敌完全失去南部屏障，成了翁中之鳖。不过，李辰照在起义问题仍有顾虑，他同军长关系甚密，军长在南京养伤，颇似蒋扣留的人质，如自作主张率部起义，恐于军长不利。王锡龄遵照解放军甘政委的指示，抓住时机，不仅对副军长反复晓以利害得失，而且首先率领２６４师起义，城内地方民团也随之放下了武器。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１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新乡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人民解放军程子华司令员派王锡龄作为起义将士代表，到国民党４０军柴世烈师给全体官兵讲话，不料有不愿起义的顽固分子，竟然在会场向王锡龄射击，幸亏他的传令兵刘觉生和柴世烈的传令兵掩护，王才幸免于难。当讲到“中共政策伟大，起义道路光明”时，反动分子又突然向他开枪，幸未射中。

王锡龄将军以国民党将领和民进党成员的双重身份，在４０军上层开展统战工作，协助解放军拔掉了国民党政府在冀南、豫北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为大军渡河过江扫除了障碍。建国后，王锡龄曾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退役后在河北省水利厅任职，１９６５年离职休息，１９８２年病故于北京。著有回忆录《起死回生》，记录了民进党在新乡策动蒋军起义的详细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