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但要说张伯驹对他的儿子儿媳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倒也不确切。张柳溪退休后，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在自家客厅里挂着“静心随缘”的横幅，自己又创作了一幅名为《严雪隐夕阳》的国画，表达自己历经岁月风浪后的心境；他爱人也会画国画，也画过记忆中的白洋淀风光。你看，他们还都是业余画家呢！

再就是张伯驹在“文革”中遭遇的挫折，对后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张柳溪一家人顶着“右派”家属、“右派”子女的帽子当然处处受到歧视。所以，张伯驹对自己的右派身份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还是十分内疚的。1979年夏，张伯驹被平反以后，还特意带领儿子张柳溪、孙女嫣嫣和婷婷，头顶骄阳，由后海南沿的家中步行穿过胡同，来到当时位于北海的中央文史研究馆，开了关于张伯驹错划右派已平反的证明。张伯驹郑重地说：“凭这证明，交给组织上，把你们档案中有关我的情况说明一下。”看来，张伯驹一生虽然远离政治，但他还是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子孙们前程的。

对待孙子张迎，张伯驹可是关心了，比疼自己的儿子还要多。张迎结婚时去了北京，新婚夫妻就住在爷爷家里，这让张伯驹非常喜欢。张伯驹生病住院后，张迎在医院里给爷爷洗脚，张伯驹感到很满足，很舒服。吃饭时，张伯驹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子，看他吃饭，满含深情。

张伯驹去世以后，张柳溪仍然和潘素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潘素也一直在关心着张柳溪。至今，张柳溪还保存着几封潘素给他的书信，其中一封是1987年2月3日写的，信里写道：

柳溪儿：

来信收悉，春节前搬回后海南沿，一直忙于社会活动及作画。本月开全国政协会议，会后可能去香港做画事。眼很不良。麻烦你十月来京住家里，不要住在其他家。你注意身体，不多言了，见面再讲，代问全家好。

潘素

八七年二月三日

相依为命

张伯驹的女儿是张传綵，女婿是楼宇栋。楼宇栋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进入北大中文系。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编辑工作。1961年支援大西北，来到了西安，张传綵就跟随当了小学教师。楼宇栋常说，“学新闻的却搞了考古，真是有趣得很”。

1971年10月，张伯驹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曾写到女儿一家的情况，他说：“我有一女在西安教小学，欲往投奔，小女夫妇月入甚微，有子女四人（二人上中学，一上小学，一甫三岁），无以安排其父母……”

信中所提到的子女四人，就是他的外孙楼开肇、楼朋革，外孙女是楼朋林、楼朋竹。

1978年以后，张伯驹进入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接着被平反昭雪，其时年纪也大了。张传綵一家也从西安回到了北京，楼宇栋则到文物出版社做了编审。从此，张伯驹夫妇就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是其乐融融。

张传綵对父母感情极深。上世纪60年代初，张伯驹夫妇在吉林长春，张传綵曾携儿带女，从西安奔波到长春看望父母，给父母送去骨肉亲情的欢乐，以慰藉老人孤独之心。

回到北京时，张传綵的年龄也大了，因为早年未随父母学习书画，而是研习古筝，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经常看着父母画画，特别是看着母亲作画，耳濡目染，对绘画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又想，这么大年纪了才开始学画，应该非常难。潘素看出了女儿的心思，就说你学画梅花吧，你父亲一辈子爱梅、画梅、咏梅，梅花是非常有风骨的，傲雪绽放，不畏严霜，正如我们做人，要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

在母亲的悉心教授下，张传綵的画艺进步很快，她专攻画梅且深爱梅花，成了画梅的知名画家。1995年，张传綵百梅图在南京展出。她从所画梅作中择优选出百幅，由国内百位著名书画家为其题诗填词，有刘海栗、萧劳、朱家溍等人。张传綵的梅花用笔入神，给人以绝美的享受。

张伯驹因为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自然和外孙、外孙女的接触多了起来。那么，张伯驹在外孙、外孙女的眼里是怎样一个人呢？

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就认为，外公虽然是一位和善可亲的老者，但在他的记忆中，老人会为了想吃一个桃子而没有如愿，就坐在地上耍赖，俨然一个略带顽皮的小老头、老小孩。

楼开肇还说，他小时候和外公、外婆不常见面，可是每次见了面，外公都督促他学习，很严厉，说一不二。早上起来，外公会教他练习书法，或者在案头上随手拿笔写一首诗或词让他背诵，并且要在当天背诵下来，背不出来是不让吃晚饭的。这样一来，他也渐渐对祖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绘画情有独钟。后来，楼开肇就跟外婆学起了青绿山水画。

1978年以后，楼开肇随父母回到北京，就住到了外公家里，这时候他对后海南沿26号才开始认真观察起来。他说，外公、外婆的小院不大，但春有紫藤、白丁香、红牡丹，盛夏有芭蕉几丛，秋有菊花满院，冬天干树枝上的红柿子映着白雪，格外好看。

一到春天，外公就叫他在院子里种下很多牵牛花。别看是这种小草花，一到盛夏，花开得非常繁盛，万紫千红，花香四溢。他还说，外公从青少年时代便喜欢猫，所以家里一直养着几只波斯猫，常在院里嬉戏，即使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他们的小院里依旧生机盎然。

楼开肇渐渐长大了，长成一个年轻力壮的帅小伙，他又为外公当起了“司机”，车呢，就是自己的自行车。外公外出办事，或者是上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文化部，都是他用自行车驮着去的。这样的情景被章诒和见到过一次，写进了《君子之交》一文中。她在文中说，1980年冬天，一天中午，她看见张伯驹从一个机关大院里出来，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穿宽大的丝棉衣裤，已是老态龙钟。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抬腿蹬车，驮着他走了。

这一幕，成了张伯驹晚年生活的一道风景。

楼开肇长大了，也记住了上世纪70年代末常去他们家的客人，有沈裕君、孙墨佛、刘海粟、萧劳、王遐举、吴祖光、许麟庐等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从他们口中，他更加了解了外公张伯驹，一个把自己珍藏的文物珍宝无偿献给国家的人，其大爱情怀堪为楷模，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人。

张伯驹那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就是楼朋林和楼朋竹。两个外孙女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张伯驹的诗词中是在《秦游词》的《啰唝曲》中，张伯驹在小序中写道：“携两外孙女雁塔看腊梅”，词共4首，其中第三首写道：

两小痴骇女，生来亦爱花。

背人踏积雪，偷折献阿爷。

在这首词中，两个小姑娘的形象是多么乖巧可爱啊，我们从清新、简洁的词句中，似乎也可以感受到张伯驹那天真的童心。在其他词集例如《雾中词》中，张伯驹也有“携外孙女游紫竹园，天半阴，坐湖边，蝉声断续，白莲初开”的记述，可见张伯驹对外孙女的喜爱。

外孙女楼朋竹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就是家教十分严格。外公、外婆让楼朋竹学习琴棋书画，甚至还学习了中医针灸，学昆曲，背古诗，每天都有考核。弹古琴时，外公都会把她叫到面前，听她弹完一曲后才入睡。当然，有紧张也有开心的时候，因为她很乖巧，外公就常常带着她去赴宴，吃好吃的，又见了世面。有时候，外公给他的朋友写了信，只要不太远，就叫她当信使，给人家送去，她也觉得很新鲜。

楼朋竹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姥爷过80岁生日。那是1977年，张伯驹虚岁八十寿辰，中国人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提前一年做了八十大寿。张伯驹爱吃西餐，准备在莫斯科餐厅请亲朋好友聚会。生日前几天，他就开始筹备，一一写好请柬，派出家里的晚辈和年轻朋友送上门去。楼朋竹当然也是信使之一，她记得邀请的人有：年辈最高的田个石先生、沈裕君先生和夫人、萧钟美先生、夏承焘先生及夫人、吴无闻先生、黄君坦先生、徐邦达先生、童弟周先生、周汝昌先生、刘志学先生及夫人、周笃文先生等。生日的正日那天，楼朋竹发现外公请的那些老人即便上了年纪，身形不复挺拔，也仍旧精神矍铄、仪容整肃。可见他们也都十分看重这次寿宴。

寿宴的菜单前一天就交给了莫斯科餐厅，点的是张伯驹过去经常点的菜品：奶油烤杂拌、土豆沙拉、奶油烤鱼、油焖大虾、炸猪排、炸虾排、黄油鸡圈儿、罐焖牛肉、罐焖羊肉，还有几瓶红酒，基本上把餐厅最好吃的菜品都点了，请大家享用美食。

大家正要用餐的时候，张伯驹挥了一下手，说：慢点儿，我要宣布一件事情，现在可以开始做事了，我想请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创作诗词的词社，需要商讨一个词社的名称。我还想整理自己的词作出版个词集，也想和老友们商量。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张伯驹看到国家形势正在好转，所以一直想做复兴传统文化的工作，这也是他晚年最大的愿望。但因为自己的年龄大了，力量有限，所以这次大张旗鼓地做寿，其实是以生日为名，宣布他的内心想法，借以争取在座的许多大学者一起动手，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大家听后一片欢呼赞同之声。老人们一起举怀向张伯驹敬酒、祝寿。这时候，张伯驹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这就是张伯驹，祝寿还不忘让大家做点事儿。

楼朋竹说，自己的一生受姥爷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她人生中最大的选择之一——职业选择。起因是外婆的一幅画装裱时裱坏了，外婆回来就对楼朋竹说了一句“你学装裱吧，以后给姥姥裱画”。没想到，张伯驹对这个决定一百个赞成，因为这个行当与他的文物收藏、文物保护直接挂上了钩。

楼朋竹18岁那年，被介绍到北京画院，正式拜师王庆仁学习北派装裱。24岁时，楼朋竹进入首都博物馆，又拜南派装裱师傅孙承枝为师，学习古书画修复技术。之后，楼朋竹在书画文物修复的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主要承担古代书画类文物、古籍善本类文物以及纸、绢类文物的修复工作。如今，她已成为文物修复专家，仍然记着外公对她说的“传统啊，要好好学”的话。现在，她把自己的儿子也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字画的修复工作，张伯驹的文物保护事业后继有人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