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日报·新周口客户端记者 王锦春 李硕 文/图

他是一位盲者，比起正常人，养家糊口有诸多艰辛。

他是我党地下交通员，用信仰和生命联通了从西华到大别山的地下交通线。

他是一位红色宣传员，处处宣传革命传统，以盲者的经历传递光明。

他一生都在书写传奇。

他就是西华县奉母镇窑庄共产党人——何廷僚。

跟党走有光明

出生于1912年的何廷僚，幼年很是悲惨。家庭贫困的他从小寄养在西华县七里仓村的舅父家中。12岁时，突发一场大病，因为贫穷没钱医治，他勉强保住性命，但是双目失明了。看过了姹紫嫣红、姚黄魏紫，从此眼前漆黑一团，少年何廷僚备受打击。

然而，生活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失去光明的何廷僚，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听力却越发敏锐，嗅觉也十分精准。通过脚步声辨识不同的人，行人从哪个方向来、到哪个地方去，叫卖的小贩是哪里的口音、卖的什么东西……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难事。再加上他善于观察、善于琢磨，在生活的逼迫下学会算卦赖以谋生。

少年时超乎寻常的坎坷，为何廷僚走上革命道路添加了传奇。

何廷僚早期的革命活动，简要记载在1993年版的《西华县志》上：“何廷僚（1912年~1985年）西华县奉母城乡（现为镇）窑庄人。幼家贫，在七里仓村舅父家长大成人。少年双目失明，为了维持生活，学会了算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豫东特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任窑庄党支部书记，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艰苦环境中从事党的活动。”

几句简单的介绍，只能勾勒出何廷僚人生的大概，更多的内容细节需要深入了解。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参加革命随时就有可能丢了性命。1938年，何廷僚居住的七里仓就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惨案。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投降、妥协，打击迫害进步势力。加深防共、反共活动。在西华，地方土顽、大地主蠢蠢欲动，到处制造恐怖。1938年秋天，共产党员宋伯祥等十多位同志到七里仓成立联保处。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一方面为抗日前线捐粮、捐款。一些反动地主怀恨在心，表面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暗地里进行破坏抗日勾当，伺机进行武装暴乱，妄图摧毁我党的地方组织。农历十月初十这天，地方反动武装20多人包围我联保处。砸开屋顶，向屋内开枪。我党联保处的同志突围不成被捕，先后有10多名同志被杀，并扔进村中的井里。这就是七里仓惨案。反动派的血腥疯狂并没有吓倒当地人民，相反，这一带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在这样残酷的敌我斗争中，何廷僚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1938年，何廷僚参加了豫东特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说起抗日干部训练班，它在中共豫东党史上留有浓重的一笔。1935年8月，共产党人沈东平在西华三岗办起了“普理”学校，向贫苦子弟敞开校门，宣传党的主张。1936年底，中共豫东特委在这里举办了第一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七七事变后，当时形势急需大批干部去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中共豫东特委在西华等地又陆续举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抗日干部训练班这所特殊的革命大熔炉里，作为一位盲人，何廷僚和其他热血青年吃住在一起，接受教育，收获很大。沈东平等人讲述的革命道理、同学们的平等友善，让他坚信“跟党走有光明”，这为他以后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性质特殊，加之时间久远，我们无法详细还原何廷僚的早期革命活动，然而，放在风云际会的大环境下，还是能够一窥他的信仰与追求。

打通地下交通线

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任务既重要又危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之初，曾任西华县委和西华中心县委负责人的张吉甫（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徐州军分区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西华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在那严酷的环境里，党的联络工作只能是单线联系，上级来人没有介绍信，用各种暗号接头。现在看起来这些方法很简单，但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稍有疏忽，就有杀头危险。做联络工作的同志千方百计保护上级安全，要胆大心细、谨慎周密。上边下来联络的同志，不讲客套话，开始先把关系搞清楚，接着就讲国内外形势……省委带来的这些好消息，对我们西华县的党员是个很大鼓舞。”

巍巍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一度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位于大别山的鄂豫皖苏区，发展的规模较大，坚持的时间也较久，领导指挥着周围的革命活动。从西华到大别山，失明的共产党人何廷僚用自己的脚印，在人们视线达不到的地方，打通了一条敌人不易察觉的秘密交通线。

《西华县志》记载：“1943年9月，受中共西华党组织许天民的委派，何廷僚往大别山送情报。他以算卦做掩护，途经上蔡、汝南、正阳、罗山、宣化、黄陂等地，历经艰险，终于按预定暗号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见到了李先念司令员和陈少敏政委，并向李彬（豫南地委特派员兼西华县委书记）汇报了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个盲人独自往来大别山送信，一路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光掉河里沟里淹了不知道多少回。通往大别山的路遥远又曲折，对健全人而言也是艰苦的征途，双目失明的何廷僚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山间行走，却还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路。怎么认路？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找到党组织？这些都是何廷僚要克服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才智。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问何廷僚：“大别山那么远，一路上吃啥呀？”他风趣地回答：“都是人家请着吃。”人们听了很纳闷，革命战争年代，老百姓的日子紧巴巴的，谁会请你这瞎老头？他接着讲：“有一天实在饿急了，我就到一户人家去要饭，那户人家不光管我吃饱了饭，走时还千恩万谢给我送吃的。”“因为啥？”“因为我卦算得准哪！我一进门就说，大娘，你家里的人口不旺啊。一句话把老大娘说得眼泪直流，拉着我进屋非要我给她算一卦。”原来，何廷僚一进院子就被好多大石榴碰了头，当即断定这户人家小孩少人丁不旺，不然的话，石榴长不熟就被摘光了。这一卦换顿饭，顺理成章，也证实了何廷僚的生存技巧，不仅善于观察，脑子还转得快，不枉他吃了算卦这碗饭。

如同蹒跚行走在地下交通线上的“孤胆奇侠”，何廷僚用他的毅力、用他的坚强、用他的聪明才智，打通了连接西华和大别山的中共秘密交通线。

情报比生命重要

一根竹竿在地上颤颤巍巍地探路，一位衣着褴褛的盲人戴着一副眼镜，形容枯槁，肩膀上搭一个脏兮兮的袋子装着干粮和谋生的物什，瘦削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风霜，玄而又玄的言语中却透露出智慧和精明……

这样的“算命瞎子”走在街上，任谁都不会把他和地下党联系起来。何廷僚就这样乔装成算卦的，给地下党传递情报，利用身体上的缺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探路用的竹竿，是何廷僚隐藏情报特制的工具。他把竹竿的顶部捅开，装入情报，再用蜡封好。这根探路的竹竿就运载着情报，行走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

从事情报工作异常艰险，何廷僚在送信的过程中九死一生。即便如此，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何廷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情报。

今年85岁的高庆武老人，上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随县领导前去七里仓何廷僚家，进行春节慰问。1962年春节前夕，高庆武带着崇敬的心情问：“何大爷，你送情报，眼又看不见路，怎么完成任务哩？”

何廷僚说：“以前我的眼还没有完全瞎透，恍恍惚惚还能看见一点路。那一次去竹沟送情报，走到漯河南边，敌人层层盘查特别严。我怕过不了关卡，就不得不想出一个最保险的办法。从随身的口袋，掏出平时准备好的一小包石灰撒在脸上，一下子眼里、鼻子里全是石灰。泪水、鼻涕往下流。敌人看到我又瞎又傻的模样，就放行了。后来情报安全送到领导手里。我的眼这次被石灰一蜇，以后全瞎了。”

9月18日，向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高庆武老人止不住哽咽起来：“为送情报，何廷僚毁了自己的眼，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共产党人。”

外孙女张晋红回忆起这段往事，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那根装着情报的竹竿。“我姥爷那根竹竿，比他的命都主贵。他有次送信途中掉到了河里，抱着个大树根才捞回来一条命，身上的东西全被水冲走了，手里头还紧紧抓着这根竹竿不肯松手，一直到上岸了，自己浑身哆嗦还不忘了抓在手里头。他自己都说，人在情报在，这根竹竿就是他的生命。”

在一次送信的途中，遇到敌人盘查，何廷僚就装傻。“叫什么名字？”“啥？”“从哪儿来的？”“好啊。”“去哪里？”“嗯，就是饿，想吃馍。”……盘查的敌人看他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一副落魄的装扮，也搜不出什么来，就不再理会他，抢过他的竹竿往路沟一扔，接着盘问后面的人。

“过关”的何廷僚赶忙扑下身子，哆嗦着双手在地上扒拉，往墙角寻他的竹竿。等他灰头土脸地找到竹竿，一把抱在怀里，怎么都不松手了。他这样的行为看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瞎子想要抓住自己探路的工具，可对何廷僚来说，这根竹竿里的情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俺爹，吃了好多苦，掉水里好多次，命都快没了，（情报）都不丢……”何廷僚的二女儿秋月，今年80岁了，因患老年痴呆思维时而清晰、时而混乱，但一开口就是这句话，可见父亲保护情报的行为在她心中的印象极深。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致使何廷僚从事地下工作的许多事情至今不为人知，即便朝夕相处的家人也知之甚少。她的女儿回忆说，当年家里经常来一些客人，每逢这时，父亲总是安排她“到外面玩去，有人来了大声喊我”。

盲者不盲 心中有光

新中国成立后，何廷僚本可接受组织的照顾，享受悠闲的生活，但是，他哪里能闲下来。先后历任七里仓大队党支部书记、三院（敬老、幼儿、福利）院长、奉母公社党委委员。

1970年，58岁的何廷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窑庄村。村里十字路口旁的三间土坯草房里，住着他们一家几口。

回归家乡的何廷僚没有停下为党工作的脚步，马不停蹄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乡亲们眼里的何廷僚非常聪明，爱学习、善学习，演讲能力强，讲起大道理来出口成章，没有一句废话。

何廷僚仿佛有一种魔力，大人小孩都喜欢他。他的家，成了村民聚会聊天的场所，特别是村里的党员、干部，晚饭后就跟上班一样到他家里聚集。“俺姥爷家门口的自行车经常停一片。外村的外地的都来听俺姥爷讲。”何廷僚的外孙女张晋华回忆说。

在这里，他要求青年人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在这里，他的收音机一直都是开着的，把从收音机上听到的消息和学到的内容，讲给人们听。

除了在家里开展宣教活动之外，他还经常被各地机关、学校请去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的邻居何建华读初中和高中时，曾聆听过他的两场报告。“何廷僚实在太会讲话，出口成章、声情并茂，不时赢得热烈的掌声。我非常清晰地记着，在段庄小学，一群学生听一个‘瞎子’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他闹革命，讲他给红军送信，他在台上激情澎湃，我们在台下热血沸腾。”

有一天，何廷僚交给何建华一项任务，“任命”何建华为组长，负责召集村里的年轻人成立学习小组。成员要经过何廷僚“考核”允许后，方可跟着何廷僚一起学习。　

从自己的家里，到村里的学校，再到外地的讲堂，何廷僚的足迹踏遍了西华、扶沟、淮阳、郾城、临颍等地，广泛传播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晚年，何廷僚经常会站在院子里，摘下墨镜，抬头看太阳，保持抬头向上的姿势一动不动，一看就是一二十分钟，谁也不晓得他在耀眼的阳光下“看”到了什么，谁也猜不到他在想什么。曾经有过的光亮似乎可以在这个时候透过干瘪的眼皮直射心灵，他想要抓住这丝光亮，他想要留住这些光亮。

了解何廷僚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会调侃他“瞎子望天”。他的双目的确看不见世界，但是他的内心始终亮堂堂，坚定的信仰为他带来光明。

双目失明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横刀立马的将军，也不可能成为造福一方的大员，但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这些贡献，足以让子孙后代一生景仰。

虽说是个盲人，何廷僚晚年还是感觉到非常幸福。四个女儿孝顺，县、乡领导经常探望，他很知足。有时到大街上走走，年轻人开玩笑说：“老革命，上街遛马（竹竿)呀？”他则风趣地答：“不是，是它遛我。”而后哈哈大笑。“老革命”的豁达乐观，感染了许多人。

何建华告诉记者：“在我们同村同族的同辈中，何廷僚排行老大，我们老弟兄都习惯叫他‘瞎大哥’。作为共产党的‘瞎大哥’，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超常的智慧让我们由衷地钦佩，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令人景仰。‘瞎大哥’是个大写的‘人’，如果不是少年失明，他可能会把这个‘人’写得更大。”

进入晚年以后，何廷僚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何廷僚这位贫苦出身、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的老党员，从收音机中突然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心跳异常。乡亲们把他抬到奉母卫生院，抢救了三天。以后多日，他泪流不止、茶饭不思。他多次说：“咋不让我替毛主席死呀。”

1985年，何廷僚病故。他备受村民尊敬和仰慕，没有儿子的他，后事由侄子和乡亲们一起料理，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追悼会相当隆重。

盲人革命者何廷僚书写了一生传奇。

绝不给党添麻烦

何廷僚的革命信仰，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他坚持让女儿上学，掌握知识，让四个女儿都有机会学习。

“俺姥爷刚板直正，不会占公家便宜。有时候，俺妈也会抱怨，你一个老党员，四个闺女你没照顾一个。”张晋红笑着说。何廷僚让四个女儿“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接上农村去，“绝不给党添麻烦”。

眼睛看不见，但丝毫没有影响何廷僚的生活质量，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到了晚年也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刮风下雨，每天六点起床，从不睡懒觉，即使行动不便，也一直保持饭后散步的习惯。这样的家风和革命传统也激励他的家人和后人积极向上、诚实守信。

“我经常会梦见他，给我讲道理，教我过日子，一家人不生气、和为贵。”女儿何秋月说。

“我姥爷对我们要求也很严，吃饭时不许说话，不能睡懒觉，要好好学习，实话实说，不要说瞎话，有啥说啥，错了就错，对了就对。我觉得他说话做事很有正义感，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他说话很有艺术，表达能力也强，大家都愿意听。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教导。”张晋华感慨道。

在张晋华家里，记者看到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利落。采访那天，她109岁的婆奶奶坐在一旁始终友善地看着我们。“我的婆奶奶明年就110岁了，身体好着呢，除了耳朵聋了，腿脚好着呢，平时都能自己出门散步，都不用人照顾，眼睛不花。”张晋华的言语里满满的炫耀。她的母亲秋月虽然老年痴呆，但精神尚可，清醒时还不时和她说些趣事。她的大女儿在厦门大学读博士，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我们打趣，这都是张晋华的功劳。虽是玩笑，可也是实情，家里井井有条，长辈身体康健，儿女学业有成，在和平年代岂不是最大的财富和愿景。今天的丰衣足食、人寿年丰、福寿康宁，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回报。

何廷僚的革命精神在家人身上得到了传承，在他的后辈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代又一代。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