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锦春 李伟 王慕晨 文/图

核心提示

一样的年代，一样的职务；一样的临危受命，一样的呕心沥血；一样的克己奉公，一样的爱民如子；一样的积劳成疾，一样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上世纪60年代的西华县，有一名被当地百姓誉为“第二焦裕禄”的县委第一书记，他叫尚文安，离世至今已经51年了。

不同的是，焦裕禄家喻户晓，尚文安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西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几位老同志的执着，如果不是几位当年尚文安身边人的感念和不舍，这位拥有光辉、革命的一生的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好儿子，或许很快就会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像隐身在西华县烈士陵园里他那块不起眼的墓碑一样。

关注尚文安，实属偶然。本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长征路》采访组行进在西华时，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的西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何建华曾尝试着说：“我们西华有位和焦裕禄一样的好书记，不知道符不符合你们的报道要求。”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觉得，追忆、报道尚文安不应该只是何建华这些老干部的愿望，也应该是致力于挖掘红色历史、保存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的周口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孤儿书记：一生尽忠诚

“我是孤儿，苦出身，能有今天的生活，都得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尚文安1921年出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原河北省宛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比焦裕禄年长1岁。幼年时父母相继离世，兄弟3人相依为命。但时隔不久，两个弟弟也因病饿离开了他，尚文安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儿。

西华党史资料显示，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6岁的尚文安就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在宛平县三区青年救国会工作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尚文安担任宛平县一区区委执行委员，1944年至1947年，又先后担任宛平县委组织部干事和一区、二区、五区组织委员。

尚文安与河南结缘始于1948年，那年，他随刘邓大军南下至河南，留任鲁山县二区区长。

1953年，尚文安任鲁山县县长，1954年调任许昌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1959年民生维艰，“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给全国带来困局。正是在这个时候，尚文安临危受命，调任中共西华县委第一书记。在这里，他把内心所有对党的感恩、忠诚和对人民群众的浓浓深情都融入忘我的工作之中，开启了最辛劳也最光辉的最后人生历程。

1965年，积劳成疾的尚文安因肝病多次严重发作，被上级命令赴郑州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癌，此后再没能回西华投身自己热爱的工作。临终前，妻子看着备受病痛折磨的他心疼落泪，尚文安就安慰她：“我是孤儿，苦出身，能有今天的生活，都得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上天给我这么多年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值了。”　

1969年4月4日，尚文安与世长辞，享年48岁。按其遗嘱，葬于西华县革命公墓（今西华县烈士陵园）。

拼命书记：情系黄泛区

“你（妻子宋英敏）问问大夫摘了脾脏后还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就摘，不能工作就不摘。我要革命，不要保命，单是为了保命还不如死了，以免给党给人民增加负担。”

“基本上没回过家，除夕想见他都得去县委院办公室。”

“除了开会，天天往乡下跑，吃住都在老百姓家里。”

“一直都有很严重的胃病，但一工作起来就顾不上吃饭了。怕耽误工作，还在钱夹上写了4个字‘最后吃饭’。”

“他病重时，医院要给他摘除脾脏，他叫我妈问问大夫摘了脾脏后还能不能工作，要能工作他就摘，不能工作就不摘。‘我要革命，不要保命，单是为了保命还不如死了，以免给党给人民增加负担’。”

“他把生命献给了西华，他是为西华人民累死的。”

……

说起尚文安的忘我工作，他的儿子儿媳以及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感佩不已、黯然神伤。

1959年6月，尚文安从许昌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调任西华县委第一书记。回忆当初，妻子宋英敏说，组织谈话后，尚文安把消息告诉了她。当时她沉默了半晌，但仍忍不住说：“老尚啊，你整天走南闯北的，这才过上安稳日子，又要把你调到西华那个穷苦地方……”话没说完，就被丈夫打断了：“西华是穷了些，再穷的地方总得有人去吧。谁让我是党员呢！党的干部，就得服从组织安排。”坚定的语气让宋英敏再也说不出话来。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尚文安一上任就开始了密集的下乡调研，查民生、探民情，选定工作试点，竭力带领群众摆脱困境。两年下来，工作刚刚有了起色，西华又遭遇了1961年秋的大旱，全县受灾面积41万余亩，部分农民外出讨饭。

看着枯萎的禾苗、干裂的土地，还有地里一群群男女老幼端盆提罐浇水的场景，尚文安忧心忡忡、阵阵酸痛。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彻夜通明，窗棂上的身影时隐时现。他在思考、在谋划，他的心和人民群众的贫苦哀伤紧紧连在一起，这让他整夜整夜不能合眼。

“我这个县委书记，怎样才能让群众渡过难关？！”

谋定而动。随后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尚文安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提议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全县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搞好生产自救上来。在当时农村还在实行人民公社的背景下，倡导群众“借地”，下放自留地，号召开垦荒片地，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紧接着，机关人员进行分流。一方面组织力量分派到基层，帮助群众抗旱保苗、分地抢种；一方面组织一批人员到省内外采购代食品。据统计，当年，全县共发放统销粮37.9万斤，代食品24.7万斤，救济款3万余元，救灾棉7900斤，棉布11000匹。加上生产自救，基本上解决了灾民的实际困难，让全县人民渡过了难关。

救灾之胜，赢得了民心！　 　　

和兰考一样，西华也地处黄泛区。尚文安在任期间，除“三害”（泡沙、涝灾、盐碱）、锁“蛟龙”（风沙）同样是重点工作。对于他来说，战天斗地是最大的魄力，改变黄泛区面貌是最大的政绩。

先是锁“蛟龙”。一遇风起，天昏地暗，这一黄泛区特有的景象早已让西华人民苦不堪言，亟待解决。对此，尚文安提议成立了调查队，农林水等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找风源、查风口，植树造林，防风固沙。

那时候下乡没有小汽车，靠的是自行车和两条腿。即便如此，尚文安也在短时间内围绕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的西华县跑了个遍。每到一处，不是进村了解群众困苦，就是到野外地里查看风口和流向。为了吃透拿准实际情况，一些重点地方他还反复去。群众见了他，总禁不住问：“尚书记，上星期刚来一趟，您咋又来了？”

一个多月的奔波调查后，从聂堆公社鲤鱼滩村到皮营公社黄湾村近百里的防风林带已在尚文安心中成形，一场防风固沙的战斗也随之打响。

回忆当年，一些老人依然激动不已：尚文安任总指挥，百里战线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泡沙滩上很快就栽上了一排排洋槐树，场面十分壮观。战天斗地的拼搏中，军人出身的尚文安吃住在第一线，和群众一起挖坑、植树、浇水、培土。有人劝他：“你是领导，指挥指挥就行了。”他回答：“发号召容易，真正干成一件事不容易，领导是关键，光指挥不去干是没有效果的。”尚文安的亲力亲为立竿见影，有他在，大家的干劲更大了。

如今，昔日泡沙窝里栽上的槐树林已更迭数代，每到春季，白澄澄的槐花如雪花披挂，百里长廊成了西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接着是除“三害”，泡沙窝、盐碱地的粮食产量很低，亩产只有百十斤甚至几十斤，若风雨不调还会颗粒无收。当时有句民谚：漫天黄沙饿坏人，有女不嫁西华民。就是对西华困境的形象说明。

1963年，聂堆公社李陈大队党支部书记宋爱莲从挖田鼠洞受到启发——她在挖田鼠洞的地方种上的高粱，比别的地方的高粱长得高大粗壮。沙土下面是淤土，高粱长得好是淤土起了作用。若像挖田鼠洞那样把淤土翻上来压在沙土上，泡沙窝不就变良田了吗？于是宋爱莲说服大队干部，教育社员，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在隆冬时节开始了一场翻淤压沙改良土壤的战斗。

尚文安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骑车去了李陈大队，实地考察后，认为切实可行，鼓励当地干部群众坚持干下去。之后，他五下李陈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每天天不亮就和社员一块下地，挽起裤腿、脱下棉衣，和大家一块干，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经过一冬的奋战，李陈大队翻地30亩，把近两万立方米的淤土盖在了泡沙地上。

第二年夏天，30亩地的庄稼果然大放异彩，齐刷刷的玉米像阅兵的方阵，绿得像闪光的宝石，从未有过的好庄稼令人赞不绝口、喜笑颜开。秋季，这块地亩产玉米500斤左右，总产量达到15000斤以上。

抓住这一典型，尚文安在李陈大队召开了现场会，宋爱莲作了经验介绍。会议号召全县学李陈，把翻淤压沙的成功经验在全县推广。

和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一样轰轰烈烈的翻淤压沙战役在西华全境迅速打响，处处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劳动场景。尚文安还把35公里的贾鲁河段和25公里的大河沟（现为洼冲沟）段两岸作为重点，让植树造林和翻淤压沙并举，各公社也可根据社情、地情自主择地实施。

东夏公社蔡刘大队回乡知识青年刘翠枝毛遂自荐任队长，带领社员另辟蹊径，采取挖条田沟控碱，翻淤压沙种植耐碱绿肥作物等措施，硬是把150亩泡沙、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事实证明，翻淤压沙工程是正确的，李陈大队的群众过上了好日子，首次向国家卖余粮10万斤以上。短短两年，全县10万亩泡沙地得到改良，风沙带造林3570亩，连同“四旁”(河、沟、坑、路)植树792万株。1964年，西华县被河南省委授予“植树造林先进县”，宋爱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刘翠枝成为全地区改良土壤先进典型，被誉为“沙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接下来的3年时间，西华县完成了100多万亩的土地改良任务，昔日杂草丛生的沙荒地，一步步变成了沃野平畴。

锁住风沙、改良土壤，让西华旧貌换新颜的愿望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这怎能不让尚文安病重后还对这片为之奋斗的热土依依不舍呢？当时在县委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尚书记1965年先住进了西华县医院，可他牵挂工作，总是安不下心。有一次，他硬是从医院偷偷跑出来，忍着疼痛步行下乡察看农业生产情况。当天医生发现病房没人，慌忙报告县委。县委办公室急忙往各公社打电话联系，结果都没消息。直到夜里，距县城约30公里的逍遥公社给县里打去电话，说尚书记冒着小雨，独自步行刚转到那里，脸色苍白，衣服也快湿透了。公社党委的同志见了他，还没说话，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

“十年了，和西华的感情太深了，活着没有把西华治理好，我死了，你转达组织上，请把我埋在西华的土地上，我要看着西华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段对妻子的临终遗言，应该就是尚文安对西华殷殷深情的真实写照吧。

守格书记：律己聚人心

“我们是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不能搞特殊，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今年已63岁的尚文安三子尚华平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父亲的“格”》，称父亲从不越格、严于守格，心中无己、一生无产、来去无尘，给他们兄弟5人留下了可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尚华平文中列举的事例不少，读来感人至深。但记者在西华深入采访了解才发现，这些感人事例，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正如当年尚文安身边通讯员、年近八旬的王伯祥老人所说：“要细说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尚书记来西华那年，我就跟着他当通讯员了，那时我才16岁。起初不知道尚书记的脾气，没少受教育。”虽然年事已高，王伯祥说起话来依旧声音响亮、思路清晰，回忆当年，历历在目。

王伯祥说，当时县委食堂供应的饭菜从高到低有几个等级，机关干部自己买饭票打饭，可自主选择。开始的时候他想着尚书记天天工作那么辛苦，总是帮着买好的。一次他从食堂给尚书记买个好面馍，给自己买个窝头，尚文安和蔼地让他把好面馍退回去，也换个窝头。一次伙房包饺子，他赶紧买了一碗给尚书记端去，这回尚文安直接发火了。“把我吵得不行，问人家都吃饺子了吗？叫赶紧退回去。”等王伯祥退了饺子回来，尚文安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是领导哩，党的干部，不能处处走到人家前面，把我当一般以下的平常人对待都应该，这样同志们和群众才能信服咱。”

严于守格，这在尚文安下乡调研时表现得更突出。王伯祥说，那时下乡都是到群众家吃派饭，每顿饭每人付2角钱、4两粮票。尚书记都是群众吃啥他吃啥，一点特殊也不搞。有时老百姓单独给尚文安做顿好点的，他都是反问“你们平时都吃这个吗”，然后坚决不吃。

尚文安一直有胃病，每次下乡王伯祥都带着药，起初还带个水壶。带了两次尚文安就不让带了，说带水壶也是搞特殊，用老百姓的碗盛水喝药不行吗。

后来胃病伴肝病越来越严重，尚文安吃饭越来越少。一次到聂堆公社调研敬老院工作，知道尚书记有胃病，敬老院专门给他做了碗鸡蛋面，他认为是搞特殊，一口都不愿意吃。到了群众家，窝头也就吃了一小口。“整整一天光干活不吃饭，没病的人也顶不住啊。”看着心疼，家就在聂堆公社的王伯祥悄悄跑回去，让母亲切点萝卜炸了一小包养胃的绿豆丸子，趁热带回来，用开水泡泡，千方百计地让尚文安吃了。“就那还问了我很多遍，确定不是从群众家拿的才愿意吃，都快把我急哭了。”

类似的事例，以前和尚文安共过事的老同志也讲了不少。

1964年4月，尚文安到东夏公社调研，午饭是馍、稀饭，还有一荤三素4个菜。他看看荤菜，又看看公社党委书记蒋子贤，蒋子贤就明白了，赶紧解释：“这是东夏有名的烧鸡，让您尝尝。”

尚文安问他：“你吃过没有?”

“吃过。”

“俺也吃过，就不用尝了，3个素菜就够了。你要不拿下去，就不在这吃了。”

蒋子贤的话猛转弯：“3个菜不太好吧，那是吹鼓手吃的。”尚文安哈哈笑起来，风趣地说：“计较那干啥，问问大家，吹鼓手不也很好吗！我们就当一回吹鼓手吧！”最后，还是依了他的意见，只留了3个素菜，撤下了烧鸡。

还有一次在皮营公社，中午吃饭时，桌上只有红薯饼子、一篓子红薯和几碗菜汤。生产队长不忍，又偷偷端上两碗白面面条。尚文安立即让队长端给了房东老大娘，对队长直言道：“我们是党的干部，下来就得和群众吃的一样，不要搞特殊照顾，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西华县公安局老干部樊应同当年和尚文安一起下乡调研过一次。两人骑自行车到逍遥公社的一个村子，中午派饭到农户家里。那天的饭是烙馍夹菜，烙馍又小又薄，“吹口气都能吹起来”。刚吃了两个，尚文安就悄悄对樊应同说：“老樊，别吃了，咱就交了那点粮票，再吃老百姓就亏了。”樊应同只好停下来，下午回去见了妻子就说：“赶紧给我弄点饭，一天骑百十里就吃俩烙馍，快把我饿死了。”

在淮阳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时，尚文安兼任社教工作队周口分团副团长，住在齐老公社隋庄大队社员家里。睡的是社员家厨房里的豆秆地铺，吃的是一天三顿蒸红薯和红薯茶。他不仅把红薯带皮吃下，而且常常连红薯坏斑也一起吃掉，怕吐掉影响不好，丝毫不顾自己的病。这期间，群众只知道这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外来干部叫“老尚”，等工作结束离开时才知道他是西华县委书记。

“其实尚书记有胃病肝病，全县好多干部群众都知道，有时候开着大会他就会突然使劲用右手捂着按着肚子，疼出一头汗。很多人劝他赶紧住院治疗，他都不当回事，说‘我和焦裕禄书记的病一样，他就是榜样，他能坚持，我也能行’。”王伯祥说，“尚书记刚来西华时病情不明显，短短几年，就厉害了，太不爱惜自己了！”

不仅自己严于守格，尚文安还要求身边人廉洁自律，不搞特殊。

当年在县委财贸政治部工作的梁忠德回忆道，有一年春节，县委和当地驻军的高炮部队举行军民联欢。联欢会很清廉，桌上只放了些花生和苹果，也是做做样子，谁也没有吃。联欢会结束招待了顿饭，菜也是素多荤少。送走客人以后，尚文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个小会，带头拿出了当晚的伙食费1元钱，并要求参加服务的人员每人交0.25元的伙食费。他郑重地给大家讲：“搞军民联欢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应该招待。我们服务是工作需要，服务了他们，也招待了我们。我们都有工资，服务是我们的工作，受招待就应该交伙食费。”诚恳的一席话，大家都心悦诚服。

1961年2月的一天，尚文安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树敏叫去谈工作，先问道：“树敏同志，你听到县委院干部群众的反映了吗？县委机关人员和家属有的拿着发放的看电影、看戏的‘优待证’，不买票就可以随意去看戏看电影。”王树敏不敢掩饰：“这事我知道，是文化科请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参加审查剧目，就发了几十张‘优待证’。”尚文安随即说：“发‘优待证’有些不妥，剧团排戏，让主管部门审查是他们的正常工作，审查是上级文化部门的职责，机关人员和家属也不懂啊。想想看，这样的优待是不是搞特殊？我看是不好的，还是取消吧。”

尚文安有写日记的习惯，至今妻子宋英敏还珍藏着他的十几个日记本。记者征得同意后翻看了一下，发现日记内容除了对日常工作的记录外，更多的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感悟。其中有一篇日记写道：“我活着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把自己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还有一篇日记的开头则写着：“这一段没写笔记了，病小事，快注意。”

“父亲就是这样，在世的时候，时刻提醒自己要不断学习领会毛主席思想，向榜样看齐，严格自我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尚华平说，即便是现在，他有时还会梦见父亲晚上伏案写日记，平时不抽烟的父亲这时会点上一支烟，抽着，思考着，写着，直到深夜。

百姓书记：亲切如父兄

“当县委书记咋了？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也受过苦，和这里的老百姓一样。”

“尚书记德行好、人缘好，对群众对下级‘温柔’得很。”回想当年，王伯祥笑意浓浓，“我和尚书记经常骑车下乡，碰见老乡他都会热情地打招呼。有次路上碰见一个老大爷，听说他离家还很远，尚书记非要把车子给他，让他骑着回去，老大爷使劲摆手才算了。”还有一次下乡路上，一位老大娘突然绊了一下，尚文安怕她摔倒，急忙下车去扶，弄了一身土。大娘见是尚书记，高兴地边给他拍土边说：“这不是尚书记吗？赶紧上家坐坐。”

还有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起1960年的一件事。那次尚文安得知东夏公社卫埠口大队的卫青棵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已经两天没吃一口东西，就连忙用自己的饭票从县委食堂买了12个花卷馍，又让办事员带上绿豆和面粉，一块骑车去看望。卫青棵接到尚书记亲自送来的救命粮时，摸索着拉着他的手就要跪下，泣不成声。

“当县委书记咋了？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也受过苦，和这里的老百姓一样。”一次下乡路上闲聊，王伯祥说尚文安太没架子，他这样回答道，一脸坦然。

尚文安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更体现在对百姓冷暖的感同身受上。

他到任西华时，浮夸风盛行。群众家里的铁具都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大办公共食堂从起初的“吃饱肚子”，到后来的“跃进豆腐”（实际上是用野菜汤做的）、红薯馍、萝卜汤，越来越不够吃。

尚文安到李大庄公社长乐大队调研时，开始村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说实话，怕挨批斗。他一腔真诚再三劝说“大家实话实说，谁找你们的麻烦，我负责”，大家才慢慢说起来：“说良心话，大食堂真不如小伙好。小伙吃多吃少不要紧，一家人好调剂，不存在多吃多占，没有人争嘴，没人搞特殊……”

听了村干部的话，又到群众中普遍了解后，尚文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向同志们表示：“我马上把情况向专区汇报，领导们一定会向上级反映的。”

1960年冬季，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展反“五风”运动，着手解决全国农村存在的问题。

按照上级精神，尚文安立即召开县委会议，慎重讨论，形成决议，尽快解决好“民以食为天，官以民为本”的大问题。随后，全县农村解散了大食堂，让农民各家独立开小伙，各级干部带领群众生产度荒，稳定了人们的生活。这一步，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

上任后的这“第一把火”，尚文安就以心中的“敢”，赢得了群众心头的“敬”，百姓书记深入人心。

不仅对群众，对下级，尚文安也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他从不骂人，就是批评也让你心里很得劲儿。”王伯祥说。

李大庄乡80多岁的老党员王守柱当年在冯桥大队当秘书，在大队见了尚文安一次就印象深刻：“跟我聊了天，还鼓励我好好干，真是和蔼可亲，没一点官架子。”

当年的县委监委办事员王均喜今年已79岁，那时经常在食堂遇见尚文安。“他总是穿着干净的破旧衣服，好像就有两双鞋，替换着穿。”王均喜说，尚文安喜欢和机关干部说话，总是鼓励大家勇于吃苦、踏实工作，这样就会大有前途。这样的谆谆教诲，王均喜牢记在心，一直努力工作，直到走上领导岗位。

“跟着尚书记，可能不会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落伍，一定不会走弯路。”与尚文安共过事的老同志都说。

苛刻书记：无情寄深情

“你（妻子宋英敏）一直在机关单位工作，缺少基层工作经验，需要到农村去锻炼，不然写了入党申请也不能批准。”

今年已90高龄的宋英敏，如今住在西华县青华路北段一胡同深处的小院里，静享晚年。儿子们说，老太太身体一直很好，5年前还能骑三轮车，这几年记忆力才有点跟不上。

听老人们向记者介绍尚文安生前事时，宋英敏一直微笑着，一脸安详。或许时间的冲刷已让一切都变得云淡风轻，就连当年丈夫常年不着家、还对妻儿要求严苛的那份委屈，现在似乎也荡然无存了。

宋英敏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但在她的入党问题上，尚文安特别严苛。尚华平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母亲所在的县供销社曾多次提议解决她的入党问题，都被尚文安驳了回来，称“目前她还不合格，还需要继续锻炼”。

宋英敏觉得委屈，尚文安严肃地说：“你一直在机关单位工作，缺少基层工作经验，需要到农村锻炼，不然你写了入党申请也不能批准。”

“四清”运动时，尚文安让妻子到迟营公社劳动锻炼，但一年半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尚文安也住了院，入党的事就又搁置了下来。直到退休，宋英敏依然没能入党，这成了她终生的遗憾。

比起对妻子的严苛，尚文安对5个儿子的要求更高，从小就让他们习惯艰苦朴素，不搞特殊。

当年的县委机要员高庆武回忆说，尚文安刚到西华时，一家人被安置在县委院西北角一间靠院墙的小屋里，东北角就是猪圈。尚书记的几个孩子经常出入县委院玩耍，他怕影响不好，就让妻子带着孩子们搬了出去，安排在县供销社大门南侧的一间小屋里，房子不到15平方米，却住了一家6口人。宋英敏也被调到县供销社下属的日杂公司做统计工作。

尚华平说，当时家里用3张单人床搭了个通铺，除此之外，只有一张小方桌，一家人吃饭都坐不下。即便如此，尚文安还特别嘱咐妻儿别去县委食堂买饭，不让孩子影响工作。由于父亲要求严格，几个孩子衣着也很普通，有的衣服还带着补丁，和农村孩子没什么两样。

那时，县供销社时常会处理些被子、棉套、布匹等，尚文安专门交代不让妻子买，“便宜的东西尽量留给群众”。

搬出去后，孩子们就很少见到父亲了，尚文安一般也不让妻儿去县委找他。尚华平说，那么多年，一家人的团聚时间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但只要一见面，父亲就会谆谆教诲，把自己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经历讲给儿子们听。要求他们从小努力学习、听党的话、向英雄看齐。

后来在病床上，尚文安还写成诗篇让妻子转交给3个大一些的儿子，作为勉励。他在诗中写道：冀平、豫平、华平，我为今天你们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写诗两首。其一：胡兰本是女中英，一十六岁干革命；临危不惧斗志勇，铡下遇难真光荣。你比胡兰小几岁，胡兰比你大几冬？有志不在年少迈，肯读宝书(指毛主席著作)自然红。其二：旌旗奋起春雷动，革命洪流如潮涌；风暴险关铮骨硬，冰天雪地临苍松。眼望榜样工农兵，赤胆忠心为革命；时刻牢记阶级仇，永远不忘党恩情。

尚文安临终前，宋英敏把5个孩子叫到病床前，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那时尚文安说话已很困难，除了断断续续安排妻子一定要把他葬在西华的土地上，就是深情地看着孩子们，满眼的希冀和不舍，眼泪也慢慢流了出来……

尚文安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他的孩子，也教会了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做事做人。

二儿子尚豫平自幼聪颖好学、品德优秀。1971年上初中时，在县电器厂的一场大火中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英勇负伤，受到了学校的表彰奖励。但由于当时失血过多，留下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症。他没有被病魔吓倒，长大就业后像父亲一样忘我工作，凭个人努力不断进步，却最终患上白血病，2015年6月，病逝在县农行的工作岗位上，终年59岁。　 　　

五儿子尚燕平，儿时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但他自强不息，长大后在县果酒厂当工人，自学掌握了配酒技术，被酒厂推荐到省轻工业学校深造，毕业后担任技术科长、调酒师，后提升为副厂长。工厂倒闭后，尚燕平下海经商，夫妻二人办起五金交电门市部，诚信经营，礼貌待客，生意十分红火。

其他孩子的人生道路也充满正能量，各有各的精彩，而且他们传承自父亲的思想也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尚华平说：“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而坦荡，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兄弟几个平时各自忙碌，每到清明节，也就是父亲祭日时，他们相约一起为父亲扫墓，喃喃地与父亲说上几句：如您所愿，当年您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西华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您放心吧！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