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锦春 张洪涛 王吉城/文 张洪涛/图

30岁，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短暂而有限的！

有的人在这短暂的生命里碌碌无为，而有的人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奋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张俊峰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革命先烈——他在人生宝贵的30年里，始终战斗在太康县的广袤平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青春书写了无悔的革命人生。

他，在学校创办“宣传队”，宣传我党主张，带领进步学生参加“卧轨”请愿运动；

他，创办“长白话剧团”，在太康及周边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

他，在太康当地重建党的组织，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历任中共太康县党支部书记、县工作委员会委员、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水东独立团军需主任等职；

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最终积劳成疾去世，年仅30岁。

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张俊峰严格要求家庭，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对革命同志关心无微不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当初的翩翩君子已然离我们而去，奔腾不息的涡河水见证了他为太康革命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热血青年光明抉择

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和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一个个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也就有了时势造英雄的说法。张俊峰所处的时代，正值烽火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毅然选择走上革命道路。

1913年10月10日，张俊峰出生在太康县龙曲镇楚张村的一户普通家庭。这一年，辛亥革命刚爆发不久，清朝封建统治者被赶下了台，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6岁时，张俊峰一家离开楚张村，迁居到太康县城西大街，以开染坊为生。1929年，张俊峰考入当时的开封市中山中学读书。第二年，他和张云芳结婚，之后，全家移居开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广大有志之士和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是留在学校读书与世无争，还是走上街头抗争？”张俊峰选择了后者，他和好友于焕堂先后组织了“服务团”“宣传队”，走上街头，声讨日军罪行，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人民保家卫国。

对于张俊峰这段在开封的生活，他的大儿子、今年87岁高龄的张克强在《回忆父亲》一文中回忆，父亲在开封读书时，是个爱国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和于焕堂整日为国家的安危思虑。他们组织暑假服务团，利用假期时间搞宣传，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地下党组织看到他们的进步表现，就派两个党员指导他们的行动。

《周口党史人物》中的记载也证实了张克强老人的回忆：“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开封市地下党的重视和支持。张俊峰在与党组织的接触中，变得日益成熟。之后，他便成为开封地下党在该学校依靠的骨干力量。”

在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张俊峰还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开封市职业中学。在那里，他与我党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积极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并和于焕堂一起筹划，自费在学校办“晨钟墙报”，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他们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迫于形势，地下党指示张俊峰停办墙报，与他交往过密的几位同学也被转移到外地。可是，张俊峰并没有被敌人的威胁吓倒，依旧坚持革命斗争。

此时，在面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张俊峰做出了自己的无悔选择——1935年，张俊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实现了从一名进步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返回太康播火种

1935年，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至开封，广大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群情激奋，接着，爆发了开封学生“卧轨”请愿运动。张俊峰带领进步师生冲进开封火车站，冒着风雪，坚持“卧轨”斗争数天。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冰冷的暗夜里，张俊峰和学生们一起躺在冰冷的铁轨上，一躺就是好几天。他们的衣服、帽子上都结了一层薄冰，但他们丝毫没有在意这些，依然坚持斗争。张克强在《回忆父亲》一文中写道：为了迫使学生们离开，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察殴打学生，用逮捕来威吓他们，但他们始终不屈服。令人可恨的是，国民党当局关闭城门，切断城内与车站的联系，妄图用寒冷、饥饿迫使学生解散。可是，父亲和学生们却坚持了下来，他们三五成群，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城内的小学生组织起来，偷偷给他们送饭吃，看见他们被冻得不成样子，都感动得哭了起来。最后，父亲和学生们以顽强的毅力一直坚持到斗争胜利。

时光回溯到1935年春的太康，据《太康党史人物》记载，这一年，由于叛徒出卖，太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太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之后的一年，太康县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

1936年春，从学校毕业的张俊峰受河南省地下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太康，重建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回到太康后，张俊峰进入当时的太康县职业中学当了一名老师，并利用教师的身份，在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传播我党的主张。

穿过历史的云烟，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白天，张俊峰站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尽心尽力给学生们上课，一到晚上，张俊峰的家就热闹了起来，不大的房间内，煤油灯散发出微弱的光亮，进步青年和革命同志围坐在一起，聆听张俊峰讲党的知识。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张克强老人说：“听母亲讲，当时我家就是地下党的活动地点，有时还让母亲看门放哨。常有人找父亲谈话，晚了就住下不走了。其中有一个怪人，每次在我家吃过饭总是把手帕里的小米留下来，母亲感觉很奇怪，直到1940年母亲才知道这个怪人就是杜省吾同志。”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36年底，经杜省吾、张俊峰介绍，先后发展张效贤、耿传兴、郑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太康建立党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于是，在杜省吾的支持下，太康县党支部在县职业中学秘密建立，张俊峰任党支部书记。随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为中共太康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创办“长白话剧团”

此后，张俊峰积极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在太康县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他组织党员和学生走上街头宣传的同时，还在县城最醒目的地方办起墙报，连续登载了河南省委编写的《振兴中华》文章，在太康县城引起很大反响。

据记载，1938年1月中旬，国民党当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来到太康，散布“曲线救国”的反动论调，妄图熄灭刚刚在太康燃起的抗日烈火。为了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文艺团体——“长白话剧团”成立了。

“父亲多才多艺，不仅画得一手好画，而且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上学时，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张克强回忆，“长白话剧团”成立后，父亲任团长，他们不仅在本县的城乡演出抗日节目，还到舞阳、西平和遂平等地公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有一次，一名国民党军官看了他们的演出很受感动，还送给他们一些大米。幼年时，张克强还曾在太康县城看过话剧团演出的节目。

在成立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经费不足、没有道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俊峰号召大家募捐，发动团员动手制作。张俊峰和太康县职业中学的进步教师邢普林共同编导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目有《抗日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移植剧目有京剧《打渔杀家》《霸王别姬》，著名的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

1938年初，省委组织的“光明话剧团”来太康演出，推动了太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长白话剧团”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指导。在他们的启发下，张俊峰率“长白话剧团”于太康沦陷前夕冒雨西进，途径扶沟、鄢陵、许昌、叶县、舞阳、西平、漯河等县市，长途跋涉数百里为沿途群众演出，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的演出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长白话剧团”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剧团在太康当地及周边演出，宣传了党的主张，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凝聚了抗日力量，发动了群众，壮大了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它就像一颗暗夜里划过长空的流星，发出了璀璨的光彩，对太康县的革命斗争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抗日烽火显本色

据记载，1938年6月6日，日军侵占太康县城。6月9日，国民党当局悍然掘开了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奔腾直泻，豫皖苏40余县被淹，数以千计的无辜群众丧生。此时，张俊峰已率“长白话剧团”返回太康。

1939年9月，中共太康县委在牌坊杨村建立，张俊峰任书记，王舒然、王法洲、孙占和为委员。此时，全县党支部发展到9个，党员65人。为便于领导，年底，他决定成立县北地下区委，分管王集、耿庄等5个支部的工作，使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完善。地下县委成立后，张俊峰率领党员和干部，发展壮大了党的地下组织，扩充了武装力量，建立了7个抗敌自卫分团，成立了新四军太康独立中队，全年还向主力部队输送了400余名干部和战士。

1940年春，张俊峰已经身患肺病，并且日益严重。为了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地委决定派马一鸣主持太康县委工作，由他担任太康县委组织部长。一个月后，马一鸣调睢杞太独立团任政治处主任，太康工作仍由张俊峰负责，直到是年7月刘振邦来太康任县委书记。期间，他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带病坚持党的工作，打击敌人。刘振邦来太康后，张俊峰积极配合其工作，搞好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俊峰就让妻子跟着做掩护，把大儿子张克强放在亲戚家照看。一次，儿子得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妻子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就和他商量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可是张俊峰却不同意，他说：“就自己的孩子金贵，你没看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生病因没钱医治死去吗？”

张克强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那时，母亲领着他们，整天在县北一带的农村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被敌人追捕过很多次，敌人曾扬言：“抓住张俊峰一家，鸡犬不留、孩娃不留。”

在这种形势下，张俊峰的妻子想把孩子安排到外地学习，以防全家发生意外，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学点文化知识。可是，张俊峰却不同意，他说：“就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得一定安排到安全的地方读书吗？牛腿只许人家穷人孩子去打吗？”从此，他的妻子再也不提家庭安危和孩子上学的事情了。

张克强回忆：“1940年夏天，闫斌叔叔因身份暴露，就领着斌婶到我们家。当时，我们家搬到杨庙北的卢庄没几天，就被汉奸知道了。一天上午，敌人突然包围了卢庄。母亲发现后，先让斌婶领着小弟（怀安）逃出家门，母亲没来得及逃走，被敌人包围在住处附近。之后，斌婶和小弟被敌人赶到打麦场上审问。当时，小弟因饿了回家找妈妈，却被汉奸发现了。于是，斌婶前去冒险认领，汉奸怀疑斌婶，就把她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因斌婶不承认自己是新四军家属，敌人无奈，只得把浑身是伤的斌婶放了。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责怪母亲不该让斌婶受摧残，当母亲向父亲说明是发现敌情先让斌婶走脱时，父亲才心平气和地说：‘遇到危险时，宁可自己受损失甚至被捕牺牲，也要保护革命同志和群众。’”

据《周口党史人物志》记载，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日伪顽匪一起向睢太地区大举进攻，对敌斗争形势更加严峻。

危急关头，张俊峰带领太康的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使革命转危为安。由于根据地的缩小，日伪又在各重镇安上了据点，因此县委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有时开一次会议就要转移好几个地方。

有一次，张俊峰和王法洲、杨崑在王集开会，突然被日军包围，他们立即分头突围。张俊峰和警卫员任玉金向王集东南方向转移，不料被日军骑兵发现，快到蔡庄时任玉金不幸负伤（后牺牲），张俊峰继续向蔡庄方向突围，他越过壕沟，翻墙过村，甩掉敌人，安全脱险。

对于这件事，张克强在回忆中这样说：“父亲脱险后，母亲问父亲和日军搏斗时想没想到死后老婆孩子怎么办？父亲却说，自己家倒没想，只是想到很多要办的事情还没办，要安排的事情还未安排，难道就这样完了吗？”

在工作中，张俊峰表现出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让人心生敬畏。在生活上，他对革命同志像亲人一样，为人称道。张克强回忆，早期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于焕堂父母无人照顾，父亲就把他们接到家中照看，直到局势好转，才托人把他们送回家中。

张克强回忆，由于时局变动，他们多次搬家，可无论走到哪里，家里总有“客人”到来。母亲总是把“客人”当亲人看待。任玉金被日本人杀害后，父母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任玉金的父母，在经济、生活上给予照顾。父母平时总是省吃俭用，但对待“客人”却很大方。磨面时总是把头遍面放起来，有点菜也留着。一次弄到一条鲜鱼，怎么说父母也不让我们吃，却撒上盐挂起来，专等“客人”来了才吃。在“客人”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吃得好，去找俊峰嫂。”

在和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张俊峰和王法洲动员积极分子、进步青年参军，成立了太康县抗日联防大队，隐蔽活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在斗争过程中，他还招收了一批新战士入伍，让党的组织、武装力量有了新的发展。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太康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国民党的围剿不但没有把共产党人杀绝，相反，太康县委带领党员和干部，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渡过了难关，并配合全区的抗日武装，袭击了日伪顽匪，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人民的武装更加壮大起来。1941年6月底，太康县武装力量发展到200多人，并重建了太康县大队。

倒在革命岗位上

1941年10月，张俊峰调任水东独立团军需处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拖着病体四处奔波，为部队筹粮筹款，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张克强回忆：“当时，组织上经济比较困难，所需枪支弹药有相当一部分得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有一次搞到了枪，但没有钱，父亲就叫母亲回家卖地筹钱购买。”

由于生活艰苦、工作任务重，得不到休息和治疗，张俊峰的肺病更加严重。白天，他背个钱箱为筹粮筹款奔走；晚上，还要盘账，工作到深夜。同志们都被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感动，也为他的病情担忧。

张克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当时，父亲的体质越来越差，同志和亲友要给他在生活上补贴点，到一个地方要给他单独做点好饭，每次他都断然拒绝，一定要跟大家同吃同睡草窝。一次，有同志用公款偷偷给他买点较贵重的药，他知道后非常生气，严肃指出：‘公家这么困难，绝对不能用公家的钱给自己买药吃！’他病得实在不行了，就到我二姑家，让二姑父翻阅医书，找土方治疗。”

1943年中秋节后，张俊峰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0月的一天，妻子抱着一线希望，拿着借来的80元钱，找来了一辆平头车，由张俊峰的岳丈推着送往商丘医院看病。很快，带来的钱花完了，可病情仍无好转。地委领导知道他的消息后，立即派杨崑和李正风等前往他家看望。当时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话已说不清了，见此情景，同志们心里十分难受。李正风、杨崑立即派人去开封为他拿药，可谁料到，药还没取回来，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1943年11月，张俊峰在太康县芦庄村病逝，时年30岁。

母亲让俺替父还债

采访当日，记者一行在太康县城关镇一处普通的院子里，见到张俊峰的二儿子，已经80岁高龄的张怀安，听他讲述父亲张俊峰的点点滴滴。眼前的张怀安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回忆起父亲的往事，一度哽咽落泪。

张怀安还有个名字叫“访清”，说起这个名字的来历，张怀安深有感触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家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到哪都不敢常住，母亲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访清’，意思是到哪住都要访问清楚是不是自己同志家，是不是安全。”

张怀安说：“父亲去世后，敌人就去抓我们一家，他们看见身上穿孝服的人就抓。当时，母亲在我姨家住，村子被包围后，母亲就躲到了一个老太太家里。”

看见敌人马上就要过来了，母亲藏在屋子里，对老太太说：“大娘，我给你烧火做饭，你千万别让他们进来啊。”于是，母亲穿上老太太的衣服坐在灶火前烧锅，老太太就光着后背坐在门口，把房门虚掩着，当敌人来询问时，老太太说：“我闺女在屋里烧水做饭，害怕兵。”敌人将信将疑地离开了。

“此后，我们一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经常在革命同志家暂住，在颠沛流离中，我和哥哥也长大成人。”张怀安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作为烈士后代，得到了党组织的照顾，哥哥上了大学，去外地工作，我在太康县当上了老师，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张怀安参加工作后，母亲经常对他说：“当初你父亲闹革命时，许多乡亲都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他，这些人是我们家的恩人。咱一家可不能忘记恩人，你父亲在革命时欠下的人情债，你们兄弟一定要记得还啊！”

此后，张怀安便按照母亲的叮嘱一边工作，一边“替父还债” 。警卫员任玉金在跟随张俊峰突围的过程中，不幸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张怀安一直与任玉金的后人保持联系，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当年，张俊峰和战友在王集乡一个村子里开会，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子，此时，一个名叫刘小的村民，把张俊峰一行人藏到自家房子的套间里，自己机智地应付，救了张俊峰一命。

很多年后，张怀安从母亲口中得知了这件事，他便找到刘小的家，坚持逢年过节去看望，一直没有中断过，直到刘小的爱人去世三周年。

为寻找曾帮助过自己的闫斌及其家人，张怀安多次到开封，可至今仍未能找到，这让他感到很遗憾。

“父亲对组织、对革命同志诚心诚意、谦虚谨慎，对自己、对家庭克勤克俭。母亲给父亲做的新被褥、新衣服，他不止一次地送给困难的同志。”张怀安说，母亲的一生很苦，可是母亲的觉悟很高，通情达理，她一直默默支持着父亲的革命活动。等我逐渐长大后，她经常给我讲父亲的革命故事，让我为父亲的一生感到由衷的光荣和自豪。

张克强和张怀安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深有感触：“父亲在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历经艰险，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为抗日时期太康县党组织发展作出了贡献。如今，他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我们不断前进。”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