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廷僚:盲人革命者 一生写传奇
他是一位盲者,比起正常人,养家糊口有诸多艰辛。
他是我党地下交通员,用信仰和生命联通了从西华到大别山的地下交通线。
他是一位红色宣传员,处处宣传革命传统,以盲者的经历传递光明。
他一生都在书写传奇。
他就是西华县奉母镇窑庄共产党人——何廷僚。
跟党走有光明
出生于1912年的何廷僚,幼年很是悲惨。家庭贫困的他从小寄养在西华县七里仓村的舅父家中。12岁时,突发一场大病,因为贫穷没钱医治,他勉强保住性命,但是双目失明了。看过了姹紫嫣红、姚黄魏紫,从此眼前漆黑一团,少年何廷僚备受打击。
然而,生活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失去光明的何廷僚,眼睛虽然看不见了, 听力却越发敏锐,嗅觉也十分精准。通过脚步声辨识不同的人,行人从哪个方向来、到哪个地方去,叫卖的小贩是哪里的口音、卖的什么东西……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难事。再加上他善于观察、善于琢磨,在生活的逼迫下学会算卦赖以谋生。
少年时超乎寻常的坎坷,为何廷僚走上革命道路添加了传奇。
何廷僚早期的革命活动,简要记载在1993年版的《西华县志》上:“何廷僚(1912年~1985年)西华县奉母城乡(现为镇)窑庄人。幼家贫,在七里仓村舅父家长大成人。少年双目失明,为了维持生活,学会了算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豫东特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任窑庄党支部书记,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艰苦环境中从事党的活动。”
几句简单的介绍,只能勾勒出何廷僚人生的大概,更多的内容细节需要深入了解。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参加革命随时就有可能丢了性命。1938年,何廷僚居住的七里仓就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惨案。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投降、妥协,打击迫害进步势力。加深防共、反共活动。在西华,地方土顽、大地主蠢蠢欲动,到处制造恐怖。1938年秋天,共产党员宋伯祥等十多位同志到七里仓成立联保处。一方面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一方面为抗日前线捐粮、捐款。一些反动地主怀恨在心,表面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暗地里进行破坏抗日勾当,伺机进行武装暴乱,妄图摧毁我党的地方组织。农历十月初十这天,地方反动武装20多人包围我联保处。砸开屋顶,向屋内开枪。我党联保处的同志突围不成被捕,先后有10多名同志被杀,并扔进村中的井里。这就是七里仓惨案。反动派的血腥疯狂并没有吓倒当地人民,相反,这一带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
在这样残酷的敌我斗争中,何廷僚毅然走上革命道路。
1938年,何廷僚参加了豫东特委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说起抗日干部训练班,它在中共豫东党史上留有浓重的一笔。1935年8月,共产党人沈东平在西华三岗办起了“普理”学校,向贫苦子弟敞开校门,宣传党的主张。1936年底,中共豫东特委在这里举办了第一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七七事变后,当时形势急需大批干部去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中共豫东特委在西华等地又陆续举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在抗日干部训练班这所特殊的革命大熔炉里,作为一位盲人,何廷僚和其他热血青年吃住在一起,接受教育,收获很大。沈东平等人讲述的革命道理、同学们的平等友善,让他坚信“跟党走有光明”,这为他以后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性质特殊,加之时间久远,我们无法详细还原何廷僚的早期革命活动,然而,放在风云际会的大环境下,还是能够一窥他的信仰与追求。
打通地下交通线
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任务既重要又危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之初,曾任西华县委和西华中心县委负责人的张吉甫(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徐州军分区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西华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在那严酷的环境里,党的联络工作只能是单线联系,上级来人没有介绍信,用各种暗号接头。现在看起来这些方法很简单,但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稍有疏忽,就有杀头危险。做联络工作的同志千方百计保护上级安全,要胆大心细、谨慎周密。上边下来联络的同志,不讲客套话,开始先把关系搞清楚,接着就讲国内外形势……省委带来的这些好消息,对我们西华县的党员是个很大鼓舞。”
巍巍大别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一度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位于大别山的鄂豫皖苏区,发展的规模较大,坚持的时间也较久,领导指挥着周围的革命活动。从西华到大别山,失明的共产党人何廷僚用自己的脚印,在人们视线达不到的地方,打通了一条敌人不易察觉的秘密交通线。
《西华县志》记载:“1943年9月,受中共西华党组织许天民的委派,何廷僚往大别山送情报。他以算卦做掩护,途经上蔡、汝南、正阳、罗山、宣化、黄陂等地,历经艰险,终于按预定暗号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见到了李先念司令员和陈少敏政委,并向李彬(豫南地委特派员兼西华县委书记)汇报了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个盲人独自往来大别山送信,一路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光掉河里沟里淹了不知道多少回。通往大别山的路遥远又曲折,对健全人而言也是艰苦的征途,双目失明的何廷僚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在山间行走,却还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路。怎么认路?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找到党组织?这些都是何廷僚要克服的事情,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才智。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问何廷僚:“大别山那么远,一路上吃啥呀?”他风趣地回答:“都是人家请着吃。”人们听了很纳闷,革命战争年代,老百姓的日子紧巴巴的,谁会请你这瞎老头?他接着讲:“有一天实在饿急了,我就到一户人家去要饭,那户人家不光管我吃饱了饭,走时还千恩万谢给我送吃的。”“因为啥?”“因为我卦算得准哪!我一进门就说,大娘,你家里的人口不旺啊。一句话把老大娘说得眼泪直流,拉着我进屋非要我给她算一卦。”原来,何廷僚一进院子就被好多大石榴碰了头,当即断定这户人家小孩少人丁不旺,不然的话,石榴长不熟就被摘光了。这一卦换顿饭,顺理成章,也证实了何廷僚的生存技巧,不仅善于观察,脑子还转得快,不枉他吃了算卦这碗饭。
如同蹒跚行走在地下交通线上的“孤胆奇侠”,何廷僚用他的毅力、用他的坚强、用他的聪明才智,打通了连接西华和大别山的中共秘密交通线。
情报比生命重要
一根竹竿在地上颤颤巍巍地探路,一位衣着褴褛的盲人戴着一副眼镜,形容枯槁,肩膀上搭一个脏兮兮的袋子装着干粮和谋生的物什,瘦削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风霜,玄而又玄的言语中却透露出智慧和精明……
这样的“算命瞎子”走在街上,任谁都不会把他和地下党联系起来。何廷僚就这样乔装成算卦的,给地下党传递情报,利用身体上的缺憾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探路用的竹竿,是何廷僚隐藏情报特制的工具。他把竹竿的顶部捅开,装入情报,再用蜡封好。这根探路的竹竿就运载着情报,行走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
从事情报工作异常艰险,何廷僚在送信的过程中九死一生。即便如此,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时,何廷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情报。
今年85岁的高庆武老人,上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随县领导前去七里仓何廷僚家,进行春节慰问。1962年春节前夕,高庆武带着崇敬的心情问:“何大爷,你送情报,眼又看不见路,怎么完成任务哩?”
何廷僚说:“以前我的眼还没有完全瞎透,恍恍惚惚还能看见一点路。那一次去竹沟送情报,走到漯河南边,敌人层层盘查特别严。我怕过不了关卡,就不得不想出一个最保险的办法。从随身的口袋,掏出平时准备好的一小包石灰撒在脸上,一下子眼里、鼻子里全是石灰。泪水、鼻涕往下流。敌人看到我又瞎又傻的模样,就放行了。后来情报安全送到领导手里。我的眼这次被石灰一蜇,以后全瞎了。”
9月18日,向记者讲述这段往事时,高庆武老人止不住哽咽起来:“为送情报,何廷僚毁了自己的眼,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共产党人。”
外孙女张晋红回忆起这段往事,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那根装着情报的竹竿。“我姥爷那根竹竿,比他的命都主贵。他有次送信途中掉到了河里,抱着个大树根才捞回来一条命,身上的东西全被水冲走了,手里头还紧紧抓着这根竹竿不肯松手,一直到上岸了,自己浑身哆嗦还不忘了抓在手里头。他自己都说,人在情报在,这根竹竿就是他的生命。”
在一次送信的途中,遇到敌人盘查,何廷僚就装傻。“叫什么名字?”“啥?”“从哪儿来的?”“好啊。”“去哪里?”“嗯,就是饿,想吃馍。”……盘查的敌人看他前言不搭后语,又是一副落魄的装扮,也搜不出什么来,就不再理会他,抢过他的竹竿往路沟一扔,接着盘问后面的人。
“过关”的何廷僚赶忙扑下身子,哆嗦着双手在地上扒拉,往墙角寻他的竹竿。等他灰头土脸地找到竹竿,一把抱在怀里,怎么都不松手了。他这样的行为看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瞎子想要抓住自己探路的工具,可对何廷僚来说,这根竹竿里的情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俺爹,吃了好多苦,掉水里好多次,命都快没了,(情报)都不丢……”何廷僚的二女儿秋月,今年80岁了,因患老年痴呆思维时而清晰、时而混乱,但一开口就是这句话,可见父亲保护情报的行为在她心中的印象极深。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致使何廷僚从事地下工作的许多事情至今不为人知,即便朝夕相处的家人也知之甚少。她的女儿回忆说,当年家里经常来一些客人,每逢这时,父亲总是安排她“到外面玩去,有人来了大声喊我”。
盲者不盲 心中有光
新中国成立后,何廷僚本可接受组织的照顾,享受悠闲的生活,但是,他哪里能闲下来。先后历任七里仓大队党支部书记、三院(敬老、幼儿、福利)院长、奉母公社党委委员。
1970年,58岁的何廷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窑庄村。村里十字路口旁的三间土坯草房里,住着他们一家几口。
回归家乡的何廷僚没有停下为党工作的脚步,马不停蹄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乡亲们眼里的何廷僚非常聪明,爱学习、善学习,演讲能力强,讲起大道理来出口成章,没有一句废话。
何廷僚仿佛有一种魔力,大人小孩都喜欢他。他的家,成了村民聚会聊天的场所,特别是村里的党员、干部,晚饭后就跟上班一样到他家里聚集。“俺姥爷家门口的自行车经常停一片。外村的外地的都来听俺姥爷讲。”何廷僚的外孙女张晋华回忆说。
在这里,他要求青年人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在这里,他的收音机一直都是开着的,把从收音机上听到的消息和学到的内容,讲给人们听。
除了在家里开展宣教活动之外,他还经常被各地机关、学校请去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的邻居何建华读初中和高中时,曾聆听过他的两场报告。“何廷僚实在太会讲话,出口成章、声情并茂,不时赢得热烈的掌声。我非常清晰地记着,在段庄小学,一群学生听一个‘瞎子’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他闹革命,讲他给红军送信,他在台上激情澎湃,我们在台下热血沸腾。”
有一天,何廷僚交给何建华一项任务,“任命”何建华为组长,负责召集村里的年轻人成立学习小组。成员要经过何廷僚“考核”允许后,方可跟着何廷僚一起学习。
从自己的家里,到村里的学校,再到外地的讲堂,何廷僚的足迹踏遍了西华、扶沟、淮阳、郾城、临颍等地,广泛传播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晚年,何廷僚经常会站在院子里,摘下墨镜,抬头看太阳,保持抬头向上的姿势一动不动,一看就是一二十分钟,谁也不晓得他在耀眼的阳光下“看”到了什么,谁也猜不到他在想什么。曾经有过的光亮似乎可以在这个时候透过干瘪的眼皮直射心灵,他想要抓住这丝光亮,他想要留住这些光亮。
了解何廷僚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会调侃他“瞎子望天”。他的双目的确看不见世界,但是他的内心始终亮堂堂,坚定的信仰为他带来光明。
双目失明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横刀立马的将军,也不可能成为造福一方的大员,但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这些贡献,足以让子孙后代一生景仰。
虽说是个盲人,何廷僚晚年还是感觉到非常幸福。四个女儿孝顺,县、乡领导经常探望,他很知足。有时到大街上走走,年轻人开玩笑说:“老革命,上街遛马(竹竿)呀?”他则风趣地答:“不是,是它遛我。”而后哈哈大笑。“老革命”的豁达乐观,感染了许多人。
何建华告诉记者:“在我们同村同族的同辈中,何廷僚排行老大,我们老弟兄都习惯叫他‘瞎大哥’。作为共产党的‘瞎大哥’,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超常的智慧让我们由衷地钦佩,他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令人景仰。‘瞎大哥’是个大写的‘人’,如果不是少年失明,他可能会把这个‘人’写得更大。”
进入晚年以后,何廷僚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何廷僚这位贫苦出身、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的老党员,从收音机中突然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心跳异常。乡亲们把他抬到奉母卫生院,抢救了三天。以后多日,他泪流不止、茶饭不思。他多次说:“咋不让我替毛主席死呀。”
1985年,何廷僚病故。他备受村民尊敬和仰慕,没有儿子的他,后事由侄子和乡亲们一起料理,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追悼会相当隆重。
盲人革命者何廷僚书写了一生传奇。
绝不给党添麻烦
何廷僚的革命信仰,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他坚持让女儿上学,掌握知识,让四个女儿都有机会学习。
“俺姥爷刚板直正,不会占公家便宜。有时候,俺妈也会抱怨,你一个老党员,四个闺女你没照顾一个。”张晋红笑着说。何廷僚让四个女儿“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接上农村去,“绝不给党添麻烦”。
眼睛看不见,但丝毫没有影响何廷僚的生活质量,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到了晚年也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刮风下雨,每天六点起床,从不睡懒觉,即使行动不便,也一直保持饭后散步的习惯。这样的家风和革命传统也激励他的家人和后人积极向上、诚实守信。
“我经常会梦见他,给我讲道理,教我过日子,一家人不生气、和为贵。”女儿何秋月说。
“我姥爷对我们要求也很严,吃饭时不许说话,不能睡懒觉,要好好学习,实话实说,不要说瞎话,有啥说啥,错了就错,对了就对。我觉得他说话做事很有正义感,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他说话很有艺术,表达能力也强,大家都愿意听。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教导。”张晋华感慨道。
在张晋华家里,记者看到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净利落。采访那天,她109岁的婆奶奶坐在一旁始终友善地看着我们。“我的婆奶奶明年就110岁了,身体好着呢,除了耳朵聋了,腿脚好着呢,平时都能自己出门散步,都不用人照顾,眼睛不花。”张晋华的言语里满满的炫耀。她的母亲秋月虽然老年痴呆,但精神尚可,清醒时还不时和她说些趣事。她的大女儿在厦门大学读博士,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我们打趣,这都是张晋华的功劳。虽是玩笑,可也是实情,家里井井有条,长辈身体康健,儿女学业有成,在和平年代岂不是最大的财富和愿景。今天的丰衣足食、人寿年丰、福寿康宁,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回报。
何廷僚的革命精神在家人身上得到了传承,在他的后辈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代又一代。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