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日报·周道客户端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侯国防

导读：鹿邑籍红军团长云宗连烈士，生前身后的传奇故事，镌刻在历史的深处。

——他曾获得著名的红星勋章，然而后人对其战功知之甚少。

——湘江战役烈士纪念碑有他的英名。而战友回忆他牺牲在大渡河畔泸定桥头。

………

用行动告慰红军烈士英灵，让革命薪火永续传承。

2022年11月1日，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来到了老子故里鹿邑县，采访长征期间牺牲的红军团长云宗连的故事。

在产业集聚区姚庄行政村组织的一个简单座谈会上，记者见到了云宗连的侄孙女云小娇，多年来热心收集讲述云宗连故事的老教师王怀祥、孙德功等人。

过去的岁月，云宗连家人一直在打探他的消息。再后来，当地红色文化爱好者吴万金等人也加入寻找云宗连的行列，并写出许多怀念性文章，在鹿邑县引起很大反响。

似乎再次拨动云宗连亲属的心弦，云小娇眼含热泪讲述了云宗连离开家乡后的点点滴滴……

其实，云宗连的事迹很早就引起记者的关注。

红军烈士的故事，总是充满意外和传奇。座谈中，记者向大家讲述了今年6月在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采访时，意外得到的云宗连的一些信息。

大家各诉心声，讨论热烈。

云宗连背后有很多历史事件。有的惨烈血腥、有的伤感凄美……拨开历史迷雾，烈士的形象更加饱满。大家有着共同的心声，云宗连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成为共和国烈士。80多年过去了，虽然他的故事还有许多隐藏在历史深处，但他英勇无畏、为国尽忠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烈士英名 闪耀兴安狮子山

云宗连，鹿邑县涡北王庄村（现属产业集聚区）人，18岁时参加冯玉祥西北军，后部队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12月参加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并入党。参加过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参加长征。

云宗连随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经历了惨烈的湘江战役。一说到湘，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南。提起湘江战役，不少人以为发生在湖南。其实，湘江战役这段壮丽红色史诗主要书写在广西桂北的兴安、全州、灌阳三县。

2022年6月26日，记者从湖南采访沈丘籍红军烈士、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事迹归来途中，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距离广西兴安县城南一公里狮子山上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瞻仰。

登上狮子山，首先映入眼帘的大型雕像震撼人心。“红军、送别、长征、渡江、永生”浮雕再现了红军突破湘江战役的惨烈情景。

从碑园文字介绍可知，红军长征中最悲壮的一页就是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碑园是经聂荣臻元帅建议，国务院批准，于1993年举行开工典礼的。

展厅内，一件件湘江战役中红军用过的物件展陈在馆中，似乎在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

长达30多米的红军烈士英名长廊，收集了20321名牺牲的红军战士姓名，看后让人痛心。湘江战役中一幅幅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历史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离开烈士英名长廊，记者攀登了184级台阶来到了山顶纪念碑碑亭。在高达34米的纪念碑亭内，记者意外发现，里面收录有湘江战役期间师团级红军烈士英名录碑刻。

在第一面烈士英名录碑刻前，记者看到了一行红军烈士英名和简介：

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红五军团34师师长。

刘世浩，红三军团新兵师师长。

程翠林，红五军团34师政委。

王光道，红五军团34师参谋长。

……

他们都牺牲于1934年。

记者认真地参观着、思考着、记录着。年轻的师长、团长们牺牲时大都是二三十岁，如花的生命早早凋谢，让人伤感。

在第二面碑刻前，记者惊喜地看到，长长的师团级红军烈士英名录，第一个是云宗连的名字：

云宗连（—1934），河南人，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参谋长、团长，1934年在湘江战役期间牺牲。

这正是几年来记者苦苦寻找的河南籍云宗连烈士。万万没想到，记者会在这里和云宗连“不期而遇”。这份师团级英名录中大部分烈士没有出生年月，有的甚至没有家庭籍贯，有的只是牺牲时的职务和时间。

这一刻，忠诚、勇敢、善战的红军将士把“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信念跟党走”的初心使命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泪目。

记者轻抚这块碑刻，想象着这些红军将士当年长征时的模样，轻轻呼唤着云宗连的名字，告诉这位周口籍的红军英烈，现在岁月静好、国富民强，你们为之奋斗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云宗连老前辈，来自家乡的问候，您听到了吗？

在这个被葱茏树木掩映的碑园里，云宗连和所有红军烈士一样，他们与狮山共峻极，与湘水同流长，永远地激励着后来人不怕困难、奋发图强。

11月1日，当我们来到云宗连的家乡，介绍云宗连“在湘江战役期间牺牲”的证据时，大家颇感意外——因为云宗连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刘向三在回忆录《往事的回忆》中曾说，云宗连牺牲在掩护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多年来，云宗连的家乡人已经相信了这个说法。

云宗连究竟牺牲在哪里？仔细分析两个说法，莫衷一是。惨烈的湘江战役和飞夺泸定桥战斗间隔仅半年，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一边战斗一边行军，将士们一个个倒下。一位红军指战员牺牲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长征胜利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参加座谈的几位老人争论了半天，最终达到一致：无论牺牲在哪里，反正是战死在长征路上。

云宗连，长征中为革命事业捐躯的烈士，大家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战友相助 家人终知“云归处”

在家中，云宗连排行第四，三个哥哥依次为云宗浩、云宗学、云宗兆。云宗连1919年考入开封市“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赵博生（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等进步军人。

按辈分，今年50多岁的云小娇叫云宗连四爷。

谈起四爷云宗连和四奶王月英，云小娇充满了伤感。小时候，云小娇曾跟着四奶王月英长大，最了解四奶内心的痛苦。

“1921年，四爷参军入伍曾经7年未归，家乡人都十分着急。直到1928年，四爷才回家和王月英完婚。在家没几天四爷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是生是死？家人不知道他的一点消息。”

“1929年秋，四奶王月英为四爷云宗连生下了女儿云素勤。家人曾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云宗连，苦等很久，一直没有收到回信。四爷知不知道有个女儿？”说到这，云小娇泪流满面。

“四奶这辈子太苦了，她等于守寡一辈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很善良，经常悄悄拿出四爷的照片，看着哭，哭着看，然后又把照片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我曾多次问，四奶，你咋不改嫁？四奶总是说，你四爷会回来的，他想着我们娘俩哩！”

在困难的岁月里，王月英母女俩相依为命。在亲人帮助下，艰难而顽强地生活着，熬过半个多世纪。

直到1990年5月初，云宗连的战友刘向三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到安徽省亳州市参加淮河水利会议，当得知战友云宗连的家乡鹿邑就在附近，便驱车前来看望。这时大家才知道，1935年云宗连在掩护红军飞夺泸定桥时已经牺牲。

得知这一准确消息，王月英心情复杂。等了一辈子，丈夫早已魂归他乡，从此，不会再有一点念想。好在丈夫是个红军，是好人，这一辈子等待也值。

而此时，云宗连的女儿带着从未见过父亲的遗憾，已经去世几年了。

刘向三回到北京后，把鹿邑之行报告给他和云宗连在“宁都起义”时的领导黄火青（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十二大顾问委员会常委）和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长，正部级）。在刘向三的帮助下，1992年11月19日，民政部批准云宗连为革命烈士，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然而，妻子王月英并没有等到丈夫云宗连被批准为烈士那一天。烈士证明书批准前不久，她就带着思念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座谈会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刘向三对于云宗连家人的帮助。刘向三和云宗连关系密切，多年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战友。

刘向三，1909年9月3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县（现邓州市）罗庄镇刘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12月14日，他和云宗连共同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之后加入红军并入党。1979年，任水利部第一副部长。2007年去世。

2001年，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刘向三回忆录《往事的回忆》，里面介绍有他和云宗连的关系及云宗连牺牲过程。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赵博生被任命为参谋长。此时，云宗连、刘向三都在第二十六路军。赵博生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后，就从教导团挑选了个头在一米六以上、身体健壮、品德优秀的下级军官来总部。刘向三在回忆录中说：“我就是被挑选的其中之一。”

赵博生让他们先作随从副官，负责总部警卫工作，数日后，陆续调来的人员中就有云宗连。部队开到江西南昌后，云宗连、刘向三等人组成的小队宣布为高级执法队，任务是负责总部长官的安全及高级军官的军风、军纪检查与纠正等。部队到达宁都后，高级执法队增加到13人。这时期，执法队员左臂佩戴高级执法队袖标，有别于其他人员。事情不多，权力不小。

当时，云宗连、刘向三都在第二十六路军高级执法队工作。人员不多，彼此熟悉。

1931年，蒋介石下令第二十六路军攻打红军。然而，此时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地下党影响下，不少人已经“心向共产党”了。

“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时政的有十几个人。至今记得名字的有耿万福、云宗连、吕咸。”从刘向三回忆录可以看出，宁都起义期间，和他一起推心置腹谈论时政者就有云宗连。

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领导下，举行宁都起义。云宗连、刘向三一起参加了起义。不久，第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后来，鹿邑有关人员曾去北京看望刘向三。刘向三经常提到，云宗连在部队职务比他高，只可惜老战友牺牲得太早了。

革命情、战友情在云宗连、刘向三两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尽管云宗连牺牲多年，时年80多岁的刘向三专程到鹿邑看望云宗连家人。不得不说，刘向三是云宗连真正的革命兄弟。正是在刘向三帮助下，云宗连家人才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消息。

长征途中 大渡河畔建功勋

找到了刘向三，也就找到了云宗连的踪迹。从那以后，大家才知道，1931年12月宁都起义后，云宗连被调到江西瑞金，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军事教官。

从云宗连的人生轨道看，自从他参加红军，时刻处于作战状态。1932年至1934年期间，红军正进行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和红军特科学校合并组建为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的“红军干部团”，即史称的“军委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这个“军委干部团”不是一般的单位。其“战士”全部是接受培训的红军各级干部，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是萧劲光，其“战士”都是由营、团级党政军干部组成。此时，团级干部云宗连被派到干部团任“连长”。“军委干部团”成员装备精良，主要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危急时才出兵作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经常跟随“军委干部团”一起活动。

云宗连能进入“军委干部团”任职，可见上级对他十分信任。

“提到云宗连同志，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行军路上，他高高的个子，健壮的身影，总是替身体弱或年龄小的同志背枪支、拿东西。云宗连常说，革命大家庭相互帮助是应该的。”这是战友刘向三在回忆录中对他的评价。

谈到云宗连，刘向三回忆录中还说，“我和云宗连同志自1928年在山东冯玉祥的部队时相识，直到他牺牲前，以兄弟相称，往来密切。听说他牺牲时，我掉下了眼泪”。

有关云宗连牺牲的过程，刘向三提到了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战斗在长征途中关乎红军生死存亡。主要包括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战斗两部分。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先遣队24日突袭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控制南岸渡口。次日，由红一团第二连17人组成的突击队强占北岸渡口。但由于追敌逼近，又缺乏渡河工具，毛泽东果断决定兵分左右两路。其部署是：右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军委干部团，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渡河后，沿东岸北上赶向泸定桥，云宗连就在这支队伍里。左路由红一军团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红五军团组成，沿西岸北上赶向泸定桥；两支部队在两岸相互支援，夹河而上，奋力夺取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先头部队是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他们受领任务后，立即紧急开进，一边走一边消灭沿途碰到的敌人，第二天一昼夜竟强行军120公里，按时赶到泸定桥。5月29日，西岸的左路部队组织22人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与此同时，东岸的右路红军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不断击溃和消灭河东岸沿途敌军，并向死守东岸桥头的敌人发起猛攻，对西岸四团夺取泸定桥起策应作用。

关于云宗连牺牲过程，刘向三曾向到京访问他的鹿邑有关同志回忆：

飞夺泸定桥战斗打响时，西岸的四团22位勇士开始冲锋。在东岸，军委干部团被调上去掩护并配合抢占泸定桥东岸阵地。敌人防线开始崩溃，西岸22名勇士乘机攀索铺板过河。东岸桥头的敌人孤注一掷，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两桶柴油泼在桥东头，放火筑起第二道防线。此时，在东岸打掩护的云宗连眼疾手快，立即端起枪击溃十几名放火的敌人，只身闯入火海，飞起一脚把一个装有半桶柴油的油桶踢进河里。接着又奋不顾身把另一个已着火将要爆炸的油桶推到桥下。他因用力过猛，身子随之跌入河中，用年轻生命谱写了一曲壮歌。

“作为云宗连烈士后人，我真的很想到泸定桥烈士纪念馆看看，哪怕是在那里抓一把土或者舀一碗水带回来到俺四奶坟前，也算是让俺四爷四奶相见了。”说到此处，云小娇泪流满面……

座谈中，几位老人真诚地表达了想为云宗连画像为其立碑的愿望，并以此教育后人，弘扬红色精神。相信，这个朴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歌颂烈士 再苦再累都值得

近年来，云宗连的故事，从不为人知，到开始传播，再到今天的广为传颂，当地几位红色文化志愿者功不可没。

“平时我很注意收集有关云宗连的消息，有一次，我还在一期《党史博览》上看到介绍有关长征期间牺牲的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介绍，其中就包括云宗连，非常高兴。” 80多岁的孙德功老师介绍说，包括自己孩子在内，平时也很关注这方面的消息。有关云宗连的消息，大家齐心协力不断丰富着充实着，或许将来还会有更多消息。

已70多岁、多年前就开始收集云宗连事迹的吴万金就是这样一位热心人。他曾写过多篇有关云宗连事迹的文章，不遗余力地传承着老子故里红色文化。

在和云小娇等人座谈结束后，记者一行专程来到吴万金家中采访。菊花、兰花、梅花……吴万金家中的小院前摆满各种各样的鲜花，一派温馨景象。

“作为一位退休干部，退休后自发义务搞些地方党史研究感觉很有意义。几年前，我开始调查收集云宗连事迹。采访中，年已80多岁的小学退休教师王怀祥把全身瘫痪、生活完全靠他照料的妻子抛在家里让邻居暂护，专程陪我骑着三轮车四处调查、了解云宗连的情况。”说起这些事，吴万金感慨地说，我们都是年迈之人，但为了烈士，一切都值得。

“为收集云宗连事迹，李现理经常和我相约外出采访、写作。”

“退休20多年并患有严重‘肺心病’的孙德功不能起床，他就把《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刊登有关云宗连事迹的内容用电话向我介绍。”

“云宗连的侄子、79岁的云兆启在介绍他四叔云宗连的童年家事和四婶王月英后半生的生活时声泪俱下……”

“县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的何恒当时正在外地出差，听说此事后，提前回来帮我翻档案查资料。为掌握更多资料，我从网上查到刘向三著有《往事的回忆》，就向这本书的出版销售部发电求购，但书售告罄。他们就把已赠送给他人的书给我寄来……”

说起收集资料的往事，吴万金累并快乐着。就像海边拾贝一样，有辛苦就有收获。他十分高兴地介绍说：“我看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雄师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一书，书中记载，云宗连还是一位曾获得过三等红星奖章的红军指挥员呢。”

于是，大家谈论起具有特殊意义的红军红星奖章。

建军以来，人民军队颁发过各类奖章，但最早在全军范围内统一颁发的还是红星奖章。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叶坪村召开。1933年7月，在中央从叶坪村转移至沙洲坝这一段时期，中央政府决定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红军官兵。1933年8月1日，在第一次庆祝八一建军节时，颁发了红星奖章。1934年八一建军节又一次颁发。资料显示，一等红星奖章获得者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二等红星奖章获得者有陈毅、罗炳辉等人。三等红星奖章颁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获得者有杨得志等人。

云宗连也获得过三等红星奖章，这是他一生的荣耀。能收集到这样的信息，吴万金感到很高兴、很自豪。

对自己收集烈士资料的采访感触，吴万金深情地说，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和挖掘云宗连烈士革命事迹，应加大宣传，在村里或县里为烈士树碑立传，作为红色教育基地，供后人缅怀瞻仰。同时，教育子孙后代学习红军烈士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激励全县人民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采访中接触到的众人几乎都认为，云宗连许多故事还有待继续挖掘。他的故事对于鹿邑，对于周口，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体现在他身上的长征精神会永远激励着后来人。

湘江、金沙江、大渡河，都留下了云宗连征战的身影。滔滔江河水，浪花颂英雄。或许未来某一天，云宗连的“身影”还会在远方某个地方出现。来自老子故里的家乡人会以最热烈的方式等待他的“归来”！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