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8月30日
第06版:沙颍文艺 PDF版

弘扬主旋律的优秀文化小说

——张新安小说《天火》的意义(下)

任动

独特的“周家口”文化标识

大凡优秀的小说家,其作品都有独特的文化标识。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一往情深,无比眷恋,所以他几乎所有小说的背景都安放在“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莫言的小说中,“高密东北乡”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以此为基点,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故乡和童年的记忆是张新安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张新安是河南周口川汇区人,他和莫言一样对故乡爱得心痴心醉,创作时自然而然对故乡的自然地理、风物习俗予以艺术的呈现,而且充满深情,笔下的情感浓得几乎可以从笔尖滴下来。川汇区旧称“周家口”,三川交汇,人杰地灵,因水而兴,商业繁盛,又因城区分成河南、河北、河西,三足鼎立,形似武汉,故有“小武汉”之称。张新安的很多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情节展开的背景,都是一个叫“周家口”的地方,对“周家口”的艺术描绘和文化挖掘,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张新安小说独特的文化标识。同时,在张新安小说中,“周家口”也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证实着作者故乡曾经的历史和存在。

小说《天火》的故事就发生在“周家口”。“那时候的周家口,占水陆运输通达之便,商业活跃,人稠物穰。七十二道街半数以上,都是以所经营商品的特色命名的。经营粮食的叫坊子街,经营车马挽具、鞭梢、皮条、弹花弦的叫皮坊街,做铜盆、铜锅、铜壶、铜勺等铜器的叫打铜街,骡马驴牛交易的叫牲口市街,经营木耳、香菇、竹笋等山货的叫山货街,经营杈把扫帚牛笼头等竹器的叫耙子街,打造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冷兵器的叫箭道街,经营骡马草料和群众日常烧柴的叫柴火市街,经营麻绳、麻线、麻袋等桑麻制品的叫麻线街,经营干鲜果的叫果子街。”小说中对“周家口”的坊子街、皮坊街、打铜街、牲口市街、果子街等诸多街道名称及其商业经营特色的介绍,给作品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的烙印,在文学日益同质化的时代语境中,显示出异质性的独特气质,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让具有老周口生活经验的读者眼前一亮,倍感亲切和温暖。同时,《天火》对“周家口”街道的详细叙述,也使这篇小说超越了小说的边界,成为研究“周家口”历史地理、街巷沿革等弥足珍贵的生动资料。

历史文化学者王国民在《明清周家口街巷文化探析》一文中,把明清时期“周家口”的街巷分为历史街、政治街、经济街、军事街、地理街五大类。《天火》中叙述的“周家口”街道属于典型的“经济街”,这些街道的名称,“是周家口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且富含“诚信”等“人文寓意的城市精神”。可以说,小说《天火》和《明清周家口街巷文化探析》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周家口”的街巷特征与城市精神,而且共同传达了“周家口”人民重义轻利、讲究诚信的商业品格。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领袖阿多诺文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性,但他并不认为所有作品都具备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格。小说《天火》的故事背景是清朝咸丰年间,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性,而且,历史的真实使作品具备了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格。正因为《天火》蕴含了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是一篇优秀的文化小说。

文体家的艺术魅力

张新安数十年从事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他的小说作品有着自觉清醒的文体意识,大都文质并茂,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有机统一。《天火》这篇作品诠释了作为文体家的张新安生动老辣、遒劲厚重的文笔,以及散发出的迷人的艺术魅力。

在人物塑造上,《天火》可以说是绘影传神、栩栩如生。比如,“这天一大早,果子街街头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破烂衣,头戴开花帽,尘满面,发如霜,连腮胡须形同乱麻的邋遢老头。这老头年约七旬,高不过五尺,长的是前鸡胸、后罗锅,拐子腿、镰把脚,弓腰驼背,枯树枝般的两手黑皴皴的,脏得像八年没洗过的鸡爪子。”人物的衣着、相貌、年龄、身高、特征等,在简短的文字中,都给予了生动的艺术呈现,而且,在肖像描写时,既有整体的勾勒,也有细节的描画,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冲击力,让人过目难忘。

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最能考量一个小说家的艺术功力,也是其作品艺术风格构成的重要元素。

“一天,义兴源果行掌柜贾义兴的妻子在家无所事事,信步到商铺看看生意,临回家时,想抓几把刚刚上市的新郑大枣回去吃。贾义兴夺下妻子手中的枣说:‘上秤约约吧,以便月底盘点时心中有个数!’言毕抓一把枣撂进秤盘里,小拇指暗捺秤头让秤梢往上一撅,油嘴滑舌地讨好妻子道:‘高高绰绰的一斤,够吃不够?不够再添点儿?’妻子眉目含情,心满意足地笑答:‘够啦、够啦!这玩艺儿吃多了胃里刺闹得慌,尝个鲜,恁些就中啦。’回到家,妻子咋估摸咋不够一斤,找秤一称,果然只有十四两(旧时十六两一斤)。‘好啊!你个黑心烂肚子的砍头鬼,连自己的老婆都确(哄骗)!你还是人不是人?’当晚,贾义兴回到家,妻子电闪雷鸣,劈头盖脸地臭骂丈夫缺斤短两,竟然确到了自己的头上。”

上述文字,叙述语言本色流畅,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人物对话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如在眼前。而且,贾义兴“小拇指暗捺秤头让秤梢往上一撅”的细节,刻画得极其传神,这一细节让贾义兴贪婪奸猾的丑态得以纤毫毕现。同时,贾义兴的油腔滑调,其妻的精明泼辣,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刺闹得慌”“恁些就中”“确(哄骗)”等周口方言恰到好处的使用,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周家口”文化底色。

此外,《天火》的“周家口”文化底色还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对于“祭灶”的民俗描写,“当晚,周家口人按照老辈子传下来的习俗,只要是能揭开锅的,大都会在家中摆上麻糖、灶糖、瓜果等一应供品,祭祀灶王神、太岁神,祈求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还有大量在“周家口”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诸如“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扒灰头讲圣谕,说人话不做人事”“水牛掉到井里,有劲使不上”等的出色运用。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张新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高超的艺术传达能力,同时,也使其小说作品形成了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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