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险峰

（接上期）

宋仁宗时期，当朝仕宦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能极为低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士人十分困苦，而生活在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更是虎视眈眈，时时觊觎着大宋的北方和西北边陲，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时任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纷纷上疏言事，着意限制冗官，提高官僚效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革新主张。感于国事，仁宗开始采纳谏臣主张，施行新政。《宋史·晏殊传》记载：

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

庆历三年，北宋王朝实施革新，史称“庆历新政”。谏臣欧阳修等一些仕宦相继被召回京，任命为御史谏官，为庆历新政摇旗呐喊。

新政之风席卷朝野，如火如荼，但也触犯了大宋王朝官僚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朝中“权幸”“小人”的百般阻挠。庆历新政，令一向“富贵优游”“明哲保身”的晏殊饱受煎熬，因之革新人物尽皆“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宋史·晏殊传》）作为宰相，晏殊识才、惜才、爱才，更护才，加之“苦其（欧阳修）论事繁数，或而折之”。此时，适逢河北保定发生叛乱，出于中庸之为，晏殊遂任命谏官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平抑革新士人声浪。

关键时刻，把中坚人士调出京师，无疑是减损革新人士声威、站在革新人士的对立面，此举顿时遭到革新人士的极度不满，谏臣蔡襄等人上折：“谏官奏留，不许”。 （《宋史·晏殊传》）于是，革新派人士借机翻出陈年旧账，上疏弹劾，晏殊动辄得咎：

“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不久，“徙陈州”。（《宋史·晏殊传》）

原因是太后当政时期，晏殊曾为仁宗生母撰写墓志。仁宗亲政后，得知生母是李宸妃，而晏殊在撰写其《志》文中并未提及此事，此时新派人士再次寻衅滋事，道出皇家私事，自然痛击仁宗的软肋，对晏殊无疑更是重创：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仁宗恨之，及亲政，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诞育朕躬，殊为侍从，安得不知？”吕文靖曰：“殊固有罪，然宫省事秘，臣备位宰相，虽略知之而不详。殊之不审，理容有之。然方章献临御，若明言先后实生圣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亲往问疾，王曰：“叔久不见官家，不知今谁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图谶，胡为用之？”上欲重黜之。宋祁为学士，当草麻，争之。乃降二官，知颍州，词曰：“广营产以殖赀，多役兵而规利。”以他罪罪之。（《龙川别志》）

八王，即赵元俨，亦被称为八大王(八贤王)，“名重天下，闻于四夷。”（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他是宋太宗第八子，仁宗的叔父，仁宗一向对其尊敬有加：“太宗之子八人，今惟王尔。先帝之弟，联之叔父也，每恨不能尽天下以为养，数岁之禄，不足计也。”（宋陈师道《后山谈丛》）欧阳修称之曰：“至仁宗即位，独燕王（八王）在，以皇叔之亲，特见尊礼。契丹亦畏其名。”（欧阳修《归田录》)赵元俨病重，仁宗前去探望，谈话中涉及晏殊。自然，赵元俨在仁宗朝的地位与话语权立显：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赵元俨去世，三个月之后晏殊被罢去宰相职位。

庆历八年（1048年）春，晏殊自颍州移陈州，这是其第二次移知陈州。不同的是，这次离京外任却是晏殊心中隐隐的痛。陈州，近畿名藩。自颍州赴陈州，僚友饯行，一句“千里伤行客”的唱词，竟引得“性刚简”的晏殊情绪失控，雷霆盛怒：自己一生为两任圣皇恩宠，即或外任也从未距京师超过五百里，何为“千里伤行客”？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浣溪沙》）蛰居陈州，晏殊诵《月出》之诗，歌《宛丘》之章，仰观伏羲、神农，俯察铁墓、厄台，畅游柳湖，极目骋怀，近城可游观者无不至，晏殊醉也！然而，其最为着意者，则属西园。清王士俊纂修的《河南通志·河南府·陈州》“西园”条记载：

在州城西，宋知州张咏创。中有七亭，曰：流芳、中燕、流杯、香阴、环翠、洗心、望京。有阁曰吟风，堂曰清思。又筑台曰望湖。宋晏殊以故相居此，于隙地有莎丛生，作《庭莎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