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商水也。
初识阳城,始于《史记·陈涉世家》,“陈胜者,阳城人也。”再识阳城,也许是生命中的宿缘,十几年前参加公务员考试时我选择了阳城,从此和这片土地再难割舍。
既是有缘,也为心中信念和情怀,我穿越在悠悠历史长河中,追寻阳城曾有过的人物和光芒,赴一场未知的约会,寻一种精神根部的共鸣。
读《商水县志》,我首先被这一对进士父子吸引住了。父姚晔,商水县化河乡姚桥村人,宋大中祥符元年状元,官至著作佐郎。子姚仲孙,字茂宗,本为曹南望族。曾祖姚仁嗣曾任陈州商水令,于此安家。仲孙为宋仁宗年间进士,后进龙图阁直学士,以才力自奋于时,论事著效,号为能吏,云云。
几年前读《宋史》时,我与姚仲孙曾有过“一面之缘”,对这位“能吏”颇有印象,但无了解,便向阳城文友“打听”,以得其详,让我大为不解的是,大家都知道化河乡乃状元姚晔故里,却不知姚仲孙何许人也。心生诧异,也觉不安,于是驱车直奔化河乡杨树东行政村王庄自然村。村中间偏东处,临路,南北方向有一狭长干涸坑塘,坑塘北侧一片空地,当地人说,那就是姚晔少年读书的地方。听人说起姚晔的传说,脑海浮出画面:坑塘涨满清澈之水,乃曹河支流,徐徐汤汤,一直流到姚晔家门前。仲夏之夜,院内荷风送香气,朱露滴清响;院外青草舞流萤,池塘鸣蛙声。正挑灯夜读的姚晔,听到蛙鸣声后,嗔怪道,你们这样叫,我怎能安心?话音刚落,奇了,蛙鸣声立即止住,连流萤也钻入青草里,熄灭了它小小的灯盏。直到今天,依然如是。问,王庄村的夏天是不是从来听不到蛙鸣声,回答是。这故事便愈发神奇了。青蛙为什么这么听话,通人性?事后我想,或许是此处青蛙不仅听到了学子的琅琅书声,也听懂了书里的内容,就有了灵性和教养。
在坑塘北侧,面向坑塘的方向,一块墓碑,几抔黄土,那便是姚晔墓了。有人说这只是姚晔的衣冠冢,也有人说姚晔去世后就葬于此。据说在文革中墓被人挖开,后又有人在此拢土成墓,立碑,成现在的样子。我反复观看墓地和碑文,无法确定真伪。只是感叹千年以前金榜题名时风光无限的状元郎,如今竟是这般境遇。
王庄村的东南方向,曹河北,麦收之后大片的田地显得尤为空阔,一尊姚晔塑像,那样孤单地立在姚庄村的田边。这是姚晔的老年塑像,头戴乌纱帽,身披黄色的斗篷,神态安详。塑像下有铭文,说姚晔自幼聪明,勤奋好学,19岁中秀才,22岁乡试中举人,23岁中状元,宋真宗特赐袍笏,淡黄绢衫一领,淡黄绢带一条,加白斓,当即任命官职,即刻赴任。此任命开科考之先河,自此成为定制。姚晔中进士后,生平业绩,偶有文字记录,如说他做著作郎,于国史撰写上,十分谨慎,用词恰切。卒于职,葬于祖业地河滩地,即王庄坑塘北。
关于历史上的状元,据考证,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迦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1283年间中国共出现(文)状元592名,这些殿试第一的天之骄子会被吏部授予的官职分别为:著作佐郎,掌修国史;秘书郎,掌管图书经籍;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掌修实录;或任天子侍讲。然而,宋朝时的著作佐郎有别于国史院,仅参与汇编“日历”(每日时事),因此,姚晔在著作佐郎任上究竟从事什么工作,还真不敢妄断。
化河之行非但没有让我走近姚仲孙,反而让其父姚晔的故事丰富生动起来,问题是多半史书无载,虽目见耳闻,岂敢轻信。倒是可以推测,这姚晔父子,生于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在家庭的传承教育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是自小立下的志向,因此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是不二的选择,于此,便不得不提及隋唐以来的科举制。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科举考试成为当时及之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也几乎是知识分子唯一出路。宋朝的科举考试基本上沿用唐制,但有很多变化和发展。如唐朝科举考试及第后,只是得到了做官的资格,还要通过吏部考试之后,优胜者才能授官。宋朝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提高了及第者的地位和待遇,科举及第后,不需经吏部考试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官职的级别也有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姚晔考中状元后会立即被授予官职的缘由。
确立殿试制度也提高了科举地位,自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始,殿试逐渐成为常制。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始将殿试成绩评定登记,将进士分为三甲。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颁《亲试进士条例》,规定进士入选者分为五等。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并确定名次,考生成为“天子门生”一种无上的荣耀。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进士科最广,名卿臣公皆系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辙赫然显贵矣。”自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开始成为主流,影响知识分子长达千年。
《亲试进士条例》颁布后的第二年,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上御崇政殿亲试进士,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八人为考官,临轩赐进士姚晔等一百六人及第……父晔,举进士第一”。姚晔高中状元被记入《宋史》,然而前一条为公共记事,后一条,却是出现在子姚仲孙的列传中,略有尴尬。
宋朝科举,屡试不第者也能获得出路,大宋王朝对知识分子是包容的。开宝三年(970年),宋太祖特别诏赐贡士和诸科连续参加15次以上没有被录取的106人以本科出身;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诏连续参加10次以上至15次科举考试而没有被录取的180余人,并赐出身。对于屡试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称“特奏名”;也可以奏请皇帝开恩,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之先例。我之所以如此这般介绍宋朝的科举考试,是想说,在宋朝能做官的不一定都有真本事,而像姚晔这样的天赋才子,殿试第一,大魁天下,为当朝财富,世间稀有。出身优渥,优秀传承,也脚踏实地,真才实学,这是最让我佩服的。阳城人认为他是数千年来周口地区唯一状元,值得纪念,2010年10月,在有关方面的主持下,先后在化河乡姚桥、姚庄村树立起青年姚晔立姿塑像、老年姚晔坐姿塑像。
站在姚晔的塑像前,内心彷徨,陷入沉思。历史是洞见过去照见未来的大鉴,还是拘于现实狭隘的功利,据说姚桥、姚庄两个村子为争姚晔各不相让,让青年姚晔和老年姚晔对峙而立,这种文化资源的争夺不止发生在本乡,许多地方都有。争夺的已不是历史,也不在人物。事实上,史书有载:“仲孙早孤,事母孝。”由此看,姚晔极有可能是英年早逝、壮年而亡,为他立老年塑像大可值得商榷的。也就这样吧,姚晔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能记住他已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我等又何必在细枝末节上纠结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曹河水的滋润下,化河乡出了姚晔这样的人才,成为家乡人的骄傲,为后世念念不忘。如今每逢初一、十五,总有莘莘学子在父母的带领下来拜祭姚晔,祈盼有状元保佑金榜题名。虽是迷信,但人们崇尚读书人,敬仰先贤、追求上进还是值得嘉许。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特意问了当地村民是否知道姚晔之子姚仲孙,所有人都摇头,说不知道。史书不为父亲立传,父亲却在家乡享誉盛名;儿子名垂青史,家乡却不知。这样的一对进士父子,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史书中,都是绝无仅有。
《宋史》为姚仲孙立传,无疑姚仲孙在历史中非一般人物,奇怪的是非但在家乡不名,就连阳城文友对其也知之甚少,至于我对他关注,是与我从事的职业有关,理由很简单,姚仲孙是出自城阳、出自周口这片土地的清官。
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廉吏多是断案高手,姚仲孙也不例外。考中进士后,他补任许州司理参军。司理参军,宋太宗时始设,掌本州讼狱勘鞫之事,从八品或从九品,是当时最底层的官吏。虽然官不大,但是在州县,这个掌讼狱审讯调查之事的职官至关重要。上任伊始,姚仲孙就顶住压力,要求重查民妇马氏丈夫被杀案,他怀疑被当成杀人犯的乡吏是冤枉的。但将已决案件翻案重查,那压力和难度可想而知,知州王嗣宗首先反对,怒曰,你敢自己承担此事的后果吗?仲孙曰,大人幸毋匆忙处置,给我时间,待我查明真相。“后两月,果得杀人者。”(《宋史·姚仲孙传》)初入仕途,从许州司理参军到资州推官,审理案件一直是他的本职工作。为官清、断案明,百姓向往的清官也就是姚仲孙这样的了,这也是我对姚仲孙感兴趣并着意寻究他的原因所在。
脑海中翻过历史的长卷,我看见姚仲孙向我走来……滁州遭受严重的旱灾,姚仲孙一到任就对未及时发放救济粮的相关官吏进行弹劾,并连夜按户口簿将粮食全部分发给百姓;以起居舍人的身份任知谏院,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的身份兼任侍御史管理杂事的姚仲孙向仁宗皇帝建议有关选人和考核的制度标准,堵塞用人漏洞;辽和西夏对北宋虎视眈眈,姚仲孙借鉴前朝防御外敌之策,向朝廷进献《防边龟鉴》;担任三司户部、度支、盐铁副使和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的姚仲孙正大力整修城垒兵备;西北边境正在防备外敌入侵,代理三司使事的姚仲孙尽心筹划招募兵丁以及赏赐、慰问的费用,带病坚持工作;黄河明公埽决口,浮桥被冲断,澶州知州姚仲孙亲自在堤上指挥防堵,连夜修复决口……
仁宗一朝,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朝中任职,姚仲孙素以直言敢谏著称。谏朝政之得失,虽是谏官之责,却也是清官廉吏之本分。他心中想的是大宋王朝,无私而无畏。胸怀国家,心系百姓,行事如姚仲孙,无憾矣!
自古以来,清官难得有好下场,就像姚仲孙,虽然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终因其直言进谏得罪朝中权贵,又因小吏伪造文符之事而受到牵连,被外放为蔡州知州。在蔡州知州任上,姚仲孙的母亲去世,由于伤心过度,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不久也去世。
姚仲孙立朝为官,一片丹心,为国为民;为人子,为母尽孝,至死不渝。他是《宋史》中的“能吏”,在民间,甚至在家乡却默默无闻。不知是否因为他自幼随父住在京城,长大后又在外为官,才不为家乡人所知。我想应该把他寻找回来,把他还给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