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阡陌纵横之中，麦浪滚滚，大地镶金，“豫东粮仓”周口即将进入夏粮收获季。清晨的淮阳时庄，霞染云涛，农居错落有致，树木身影婆娑，徜徉于如诗如画的田陌之上，嗅着清香麦浪，果真“小麦绕村苗郁郁，柔桑满陌椹累累”，一切宁静而又祥和。

难以想象，在这片宁静祥和的村庄之下，竟埋藏着一个扑朔迷离的时庄遗址，还与夏代早期文明有着深刻的连结。时庄遗址区域内，各种形制的长方形遗存、圆形遗存、人工垫筑台地、夯土墙等埋藏在历史的深壑之中三四千年，见证了豫东大地的“沧海桑田”，承载了岁月的洗礼，默默诉说着周口悠久厚重的文明。

时庄遗址，一经发现，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2021年4月13日，时庄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

原来，如今的“豫东粮仓”周口在遥远的夏代早期就有了大型“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税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四千年后的“不期而遇”

2019年4月，为配合周口依新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周口市文物考古所对项目选址进行钻探，发现地层下有一条宽阔的壕沟，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2019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周口市文物考古所，开始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发掘确定，时庄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包含龙山、东周和汉唐等时期的遗存。其中，东周时期的遗存基本遍布整个遗址。在遗址的南部，发现了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外侧有围沟，宽度超过30米。由于发现的古遗址位于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所以被命名为时庄遗址。从出土陶器反映的时代特征来看，大致相当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阶段。系列碳十四样品测年数据显示，其距今3750年至4000年，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已经进入夏代早期纪年。

在发掘区域内，31座特殊遗迹非常罕见，或许时庄遗址的“文化密码”就隐藏在其中。这些遗迹建造时大多先平整垫高地面，再以土坯建造土墩或墙体，外侧大多涂抹细泥。根据建筑形制的差别，大致可以分为地上建筑和地面建筑。

地上建筑共计14座，建造时，由上坯垒砌成多个圆形的土墩作为柱子，柱子高出地面，柱子之间有土坯墙相连，柱子和柱间墙一同围合成圆形的建筑基础，之上铺垫木板作为上部建筑的底部，再往上以土坯砌墙形成圆形的封闭空间。土墩立柱和上部土坯墙外侧有明显的抹泥，整个建筑形制类似吊脚楼结构。以编号为F5的地上建筑平面形状尺寸最大，直径5.4米，因面积太大，外侧又加了一圈，平面形状像重瓣的花朵一样，中间是花心，外侧有两圈花瓣。经统计，地上建筑面积最小的为5.5平方米，最大的F5为21.6平方米，其他大多为8平方米至14平方米。

地面建筑共计17座，建造时，在垫高的地面上以土坯垒砌墙体，建筑内的底面依托于地面。根据平面形状的不同分为两种：圆形8座和近方形9座。其中，圆形遗迹建筑面积为5平方米左右，近方形遗迹保存较好者建筑面积大多为9平方米至12平方米。

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同类形制的遗迹发现很少，经过发掘的目前要数时庄遗址发现年代最早、最为集中，功能和结构也最为清晰。

那么，这些特殊遗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规模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多？时庄遗址究竟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遗址？

多学科确定“粮仓身份”

经现场初步勘探，研究人员认为这里可能是古代军事防御之地。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一些文物的出土，这个推测很快被否定。

由于在时庄遗址，既发现了壕沟，又发现了陶器，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处居住聚落。但是研究人员很快发现时庄遗址和普通的同时期的遗址不太一样。

首先，时庄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但是在遗址南部距今4000年前后的遗存上，人工垫筑台地面积是5600平方米，外侧围沟最窄的地方超过30米，围沟的总面积超过18000平方米，居住生活的台地和外侧围沟的面积是1‥3，这么小的面积，外侧却有这么宽阔的围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次，通过进一步发掘了解到，这5600平方米的台地不是长时间堆积起来的，而是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挖掘了外围的生土，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拍打，夯筑起来的台子，所以叫人工垫筑台地；再次，出土的陶片数量非常少，而且很碎小，跟平常发掘的同类型的遗址明显不一样；最后，通过与淮阳平粮台等周边区域遗址建筑格局进行对比，发现时庄遗址的遗迹在形态特征上与同区域同时期考古发掘的居住房址有很大差异，其独特性堪称孤例，周边区域同时期的房址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的，而且多是连间房，很像员工宿舍，而在时庄遗址中，这样形制的房屋只有一间。

基于此，时庄遗址是居住聚落这一推测也很快被推翻。

时庄遗址圆圈形的遗迹，令人联想到与二里头发现的疑似祭祀用的祭坛很相似，于是有人推测时庄遗址是祭坛。

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渐进行，又发现这种土墩组成的特殊遗迹数量很多，而且是在某一时期共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是，在一个时期一个区域，祭祀的祭坛一般只有一个，或者说祭祀的对象只有一个。比如说北京的天坛、地坛，分别是祭天和祭地，且距离很远。但是，时庄遗址土墩组成的遗迹距离很近，且同一时间数量很多，显然不是用来祭祀的。所以，时庄遗址也不是祭坛。

结合以前的考古工作，跟时庄遗址同类型的遗址主要有夏县东下冯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等。首先，如果按照东下冯遗址是盐仓的学者分析，通过检测采样，把特殊遗迹土样做采集和深层次的检测分析，数据结果显示，食盐的成分含量非常低，而且不同土层没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不支持时庄遗址是盐仓的论断；其次，在仓储遗迹的内部及附近，发现了“黍素”的成分，说明遗迹在某一时期是存储过粟或黍这种粮食作物的；再次，在仓储遗迹废弃堆积物的底部检测出的植物植硅体的成分较为单一，主要为粟、黍类作物，发现了用于地面铺垫或编织的芦苇类植物成分，在土中检测到的粟和黍碳化的种子，几乎不见其他种子遗存；最后，还发现了该特殊遗迹下面有隔水层、绝水层，整个地基建高、外层抹泥防潮，具备粮仓防潮、防水的特殊条件。因此可以断定，时庄遗址为存储粮食的粮仓。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庄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曹艳朋说：“今天的这些认识，都是我们在现场用小刷子、小铲子，一点点去清理、一点点地刷扫，一点点地回到实验室做分析，多人多学科合作发掘的成果。”

谜团解开仍“迷雾重重”

那么，在当时的时庄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粮仓城呢？是谁建立了它？粮食的来源是哪里？运输方式是什么？这个粮仓城的服务对象是谁？

时庄遗址的神秘与未知吸引着人们继续探讨。

要弄懂在当时的时庄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粮仓城，就要了解时庄遗址周边的环境。因此，研究人员对时庄遗址周围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钻探，钻探结果表明在大概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除了时庄遗址之外，同时期的遗址大致还有13座。

这意味着在当时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聚落群，时庄遗址不是孤单的、独立的，要依靠周边数量众多的聚落、数量众多的人口来支撑。“民以食为天，粮食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谁占有了粮食，谁掌握了粮食，谁就具有了话语权，谁就具有权力，而时庄遗址布局清晰、功能单一，绝不是为一家一户单独所有，这一定是一种权力的约束行为，一定是能够代表国家行为或者政治集团行为。”曹艳朋说。

如此规模的粮仓，它的运输方式是什么？

如今的时庄，周围是广阔的黄泛区平原，陆路交通非常发达，但是三四千年前，还主要依靠水路运输。研究人员经过考古和地质钻探，借助于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了解到，当时豫东地区的地貌环境多水、多湿地，河湖和漫岗地相间，因此在当时长距离运输粮食主要靠水运。

目前显示，时庄遗址和居住遗址分离，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的定位是不是一个独立单一的社会服务分工，即：它仅仅是周边遗址的粮仓城，还是服务于一个更大聚落的粮仓城，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也有专家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数量的粮仓是巨大的公共储备，应该只能服务于祭祀和战争这样的重大公共活动。在周口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部落战争存在很大可能。如果在周边能够找到大的祭祀场所遗址，这一猜测就能被证实。

拂去笼罩在时庄遗址上的重重迷雾，尚需时日。

遗址保护正“量体裁衣”

专家认为，时庄遗址的重要考古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该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夏代早期粮仓城，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存储、粮食管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第二，时庄遗址粮仓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中记载的“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为了解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早期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第三，遗址呈现出的小型化、专门化的崭新聚落形态，对聚落考古理论研究进行了扩充和深化。

2020年，我国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我省也提出以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为抓手，构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廊道，打造黄河黄金文化旅游带，规划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成一批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景观。同时，我省也提出推动文物系统研学游工作，扛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责任，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时庄遗址作为黄河流域早期重要遗址，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目前，时庄正在规划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以支撑时庄遗址的完整性，计划把时庄遗址建成一个充分展示现代历史文化与中华粮食文化、科技型考古遗址公园。一个美好的时庄遗址蓝图已经绘就：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真实完整保护考古遗址及其环境；按照“一馆一区一基地”总体布局，全面发挥遗址价值，围绕粮仓城聚落主题展开；遗址展示手段再升级，打造情景体验新高度；打造现代化、数字化遗址博物馆，开展公众考古研学活动，提升园区活力，普及考古知识。

相信这座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仓城，在不久的将来会焕发出新生机。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