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中国文坛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原作家群体——河南作家，他们始终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并且取得了非凡成就。自2016年7月起，作家出版社陆续推出周口作家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小说。所谓“春秋名姝”，即《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和《西施传》四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统称。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进而各诸侯国纷争不断，战乱四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社会里，以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四大名姝为代表的女性，因为容颜貌美、性情善良，而不得不成为各国统治者筹谋政治的棋子。从个体的视角看，她们几乎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情感历史，但是从诸侯国的视角看，她们却常常能以聪慧的气质，为其诸侯国政权的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姝”，源于《诗经》中的“静女其姝”。“名姝”，就是著名的美女，“春秋名姝”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美女。“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就是春秋时期四大美女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的个体传奇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春秋争霸史。

一、作为个体的历史叙述

历史传记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多为帝王、诸侯、名臣等，如《康熙大帝》和《曾国藩》。“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则将叙述重心放在了几位女性身上，从而起到了不一样的叙述效果。

“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分别书写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四位女性的传奇一生，如果仅从题目上看，毋宁说小说写的就是四位女性的传奇史。仔细考察这几位女性，我们不难发现她们都有着绝美的容颜，这也就注定了她们生命历程的不平凡性。从公子桃花到夏姬再到文姜，三位女子因美貌辗转于多位男性之间。公子桃花最先是息侯的夫人，后因楚文王挂念，又成了楚文王后。夏姬更是如此，她曾有三任丈夫，并侍一君二臣。文姜的感情有些尴尬，她在成为鲁桓公夫人后，又与其兄长齐襄公私通。如果不是容颜惊人，她们的人生可能不会如此跌宕起伏。再看西施，她本身就是越王勾践“美人计”中的关键人物。如果西施的外貌不够出众，她怎么能担当起如此重要的任务？在绝美的容颜之外，她们还有特殊的身份。在这四位名姝里，有三位是诸侯国国君的女儿（公子桃花、夏姬、文姜），有三位是国君夫人(公子桃花、文姜、西施)，还有三位是国君之母（公子桃花、夏姬、文姜）。而最为关键的，她们无一例外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关联。文姜出生于齐国，她不仅经历了春秋三小霸的争斗过程，还深深地陷入各诸侯国的纷争之中。公子桃花出生于陈国，却辗转于陈、息、楚三国，不仅见证了息国的灭亡，而且见证了楚国由盛到衰，以及晋国称霸的历史。夏姬出生于郑国，此时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她的一生经历了郑乱、陈灭、吴兴、楚衰，以及晋霸等政治事件。西施出生于越国，是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争霸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当然，在四位“春秋名姝”之外，作者也涉及春秋各诸侯国的君主和臣子。譬如，在《公子桃花》中，出现的诸侯国有十一个，诸侯国国君多达二十七位。由此也带来了关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史，如《公子桃花》里的重耳流亡、城濮之战，《夏姬传》里的楚庄王灭陈、称霸中原，《西施传》里近四十章节的吴越争霸，等等。甚至各国的臣子如越国的范蠡、陈国的孔宁和仪行父，作者也给予了较多的笔墨。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出场在更多的意义上还是居于衬托的作用。

作者从女性个体而不是君臣的视角重写历史，就表明了她对于历史的崭新理解。考虑到四位女性分别出生在春秋时代前中后时期，又因为她们与当时的君主、大臣都有交集，而生活在春秋政治的漩涡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并不为过。

二、“春秋名姝”的别样叙述

关于“春秋名姝”，柳岸曾这样说：“我只想以史料为骨骼，以文学为血肉，丰满复活这个人物而已。”柳岸对于公子桃花等女性进行了重新理解，如果说在以前的历史叙述中，这些人物已被打上某种固化的印记，那么，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她们的形象则因为作者对于历史的崭新理解而发生了变化。

《夏姬传》中的夏姬就是这样例子。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夏姬被描述为妖姬，被骂作是淫荡不堪的女子，更是被批判为“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的罪人。柳岸并非不知道既有的夏姬叙事，但是她没有按照既有的模型叙述夏姬，而是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赋予夏姬以新的认知。在小说中，夏姬是一个率真聪慧、向往爱情，却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子。少女时期的夏姬曾与兄长偷偷跑出王宫，去体验郑国的春浴节风俗，从河边溪水的玩闹，以及她被救时的羞涩，足以看出其天真烂漫的少女性格。由于郑、陈两国意图政治联姻以敌强楚，夏姬便被作为一颗棋子嫁于陈国司马夏御叔，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公爹子夏会认为自己的美貌是不祥之兆。夏姬不仅没有心怀恨意，反而越发恭敬，不仅努力学习陈国礼仪，还劝说夏御叔纳妾，最后取得了子夏的认可。可以看到，出身尊贵的夏姬并没有刁蛮的性子，她在陈国识大体、顾大局，是其聪慧的表现。

《文姜传》中的文姜同样如此。据文献记载，文姜因与兄长乱伦而备受后人批判，刘向曾将其列入《列女传》中的《孽嬖传》。柳岸走访临淄和曲阜的文化研究人员时，他们也不太愿意提起文姜这个人物。然而，在《文姜传》中，作者却将其看作是春秋时代的传奇女子，她不仅经历传奇，还有着出色的政治才能。在大臣们为纪、夷两国事件争执不下时，文姜提出了巧妙的策略，齐僖公以此不仅保全了齐国，而且巧妙地处理了齐国与夷国之间的尴尬之境。虽然齐国最终没有完成对纪国的复仇，但将国家安全置于仇恨之上，无疑是文姜雄才大略式的才能展现。

胡平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又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以现世的目光反省人类自身的文明与演进。”同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念里，作者摈弃了既有成见，带着“每个时代的人们，遵从着不同价值观的制约，对两性关系做出不尽相同的评价”的希望，重新书写了作为历史女性的“春秋名姝”。

三、“春秋名姝”的选择叙述

春秋社会包罗万象，不仅有很多传奇故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大发展的聚集地。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如果不对历史材料进行有效的选择，那么小说就会成为塞满史料的文献记载，而无法成为具有故事情节的小说。在创作“春秋名姝”系列小说之前，柳岸不仅竭尽全力去了解其历史背景，而且在网上查阅大量资料，尤其是在创作《公子桃花》时，柳岸曾经花费三年时间去研读春秋历史，可见柳岸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可贵的是，柳岸在创作小说时，并没有将全部史料纳入其中，而是对其进行了有效的辨认和挑选。譬如，关于夏姬，西汉刘向《列女传》载：“三为王后，七为夫人”。柳岸对此提出质疑。又如，春秋时期，除了楚国和后期的吴国、越国的国君称王之外，其他诸侯国的国君均没有称王，等等。柳岸没有沿用此类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柳岸不只是对历史文献进行选择，而且有意识地将文献进行了嫁接。如《西施传》里“西子宫”的建造。现今，在诸暨市区南侧浣纱江畔有一座西施殿，据历史考察，在唐代时，诸暨苎萝山上就出现了浣纱庙。浣纱庙是纪念西施的寺庙，其最早记载的文字见于唐代诗人的诗句中。而在小说里，作者以“西子宫”代之，指出这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为纪念西施而为之建造的。作者如此处理材料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凸显西施之于越国的贡献。

当然，小说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献的选择上，还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上。譬如，《西施传》揉碎了《庄子·天运》中东施效仿西施的历史故事，进行了二次创作。原本故意模仿西施心口疼而使人生恶的东施，在这里，成了一个善良、令人欢喜的小姑娘。东施虽然外表丑陋、身材臃肿，但依然有着小女孩般的天真，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她如所有的女子那样，有一颗爱美的心。柳岸作为一位女性作者，在女性视角下，通过独特的想象力和细腻的文笔，塑造了一位外表不完美却有一颗追求美的心的少女，并使其美学追求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春秋名姝”系列小说为读者呈现了历史上四位女性的传奇经历，她们的生活内容各不相同，结局也各有所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经历都可称得上是一种“传奇”。当然，由于她们均居于春秋时期的关键时期，并深深地介入到了缠绕的历史之中，所以，她们的生命史也就是另一种春秋的历史。作者并非无意于春秋历史的既有书写，但是，当她将所有的视野都专注于历史中女性的命运历程时，其实是想透过女性个体去寻求“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的一种可能。从这一点而言，柳岸事实上是在做着一种严谨的工作，那就是开放我们的历史观念，其时代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她再现历史，严谨周全”“仅此一点，已使这部书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