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县城，往南是一条笔直的乡村公路。我拿出一名资深司机的看家本领，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舒缓一些。车后座上是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刚给一个作家班讲完课。虽然当面我一直喊他刘老师，但在心里，我更愿意称他为先生。深秋的田地一马平川，没有遮拦，日光也比前几天暖和了许多。看我们的车过来了，麦苗频频点头致意，杨树叶哗哗啦啦的，一副夹道鼓掌欢迎的架势。

先生自母亲去世后，每年清明与寒衣节，都会回到这个小村。十几年来，这每年两次的回乡，已经成了一个铁定的行程，有些雷打不动的性质。离开县城往南二十多公里，过了刘庄店镇不远，有一个叫刘楼的村子，就是先生的诞生之地。车到村口时，借着车厢里的后视镜，我看到先生的眼角有些湿润。

我们的车子在先生家门口停下来，先生的大姐、二姐和二姐夫已经出来迎接了。他们都是我的老熟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通过先生的书，我已经认识他们好多年了。先生是我的父辈，遵从老家的习惯，我分别喊他的大姐、二姐为大姑、二姑。大姑沉静内敛一些，二姑则面带喜气，说话开朗，一看就知道是个有见识的人。先生的二姐夫是先生的同班同学，跟先生说起话来也就显得轻松自然，还有些诙谐有趣的成分。

先生的宅院并不算大，一砖一瓦都似曾相识。那三间主房是在母亲重病期间，先生出于孝心为她盖的。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住上好房子是享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弥留之际，先生的母亲躺在这亮堂堂的房子里，看着子孙满堂，想必是没什么遗憾了。堂屋里的条几上供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老太太就是先生的母亲。她面相清癯，眼窝有点深，和善的外表之下却藏不住要强的东西。先生拿出最新一期的《北京文学》，把它放在母亲面前，上面发有先生的长篇散文《母亲最后的日子》，封面还是先生的画像。先生看着母亲，眼角又慢慢湿了。

先生站在堂屋门口的廊厦下面，清俊、儒雅，没有架子，亲切得像个邻家大叔。他指着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祖父在世时栽种的。粗算一下，这棵树至少有六十岁了。多少年来，先生的老宅房屋更迭，人来人去，只有这棵石榴树没有变，成为亲人们记忆的参照。几年前，我曾读过先生的一篇散文《石榴落了一地》，写的是在母亲去世后，房子成了空屋，没人来摘石榴的伤感。当先生回到家，站在秋雨中跟石榴树对话时，令人落泪。在《空屋》中，先生有个预见，认为家里的房子迟早会塌掉，他家的宅基地会变成别人家的宅基地，一切都无法挽留。这种预见看似合情合理，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也有自己的预见：以先生的文学贡献和社会影响，若干年后，这里应该会成为他的故居，或是一个纪念馆之类的所在。

趁他们几个聊天的当儿，我把老太太面前的那本《北京文学》拿过来看。怕她不高兴，我还低声说了一句，别怪罪。此前几个月，我在第四期的《十月》上读过先生的长篇散文《陪护母亲日记》，这部《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其后半部分。在母亲重病和去世期间，先生始终陪伴在身边，至诚至哀，堪称天下儿女尽孝的典范。

等大家分别围着两张桌子坐好，端上菜，午饭就开始了。二姑蒸的馒头，除了有一股好闻的酵香，还有一种时间所沉淀下来的味道。先生曾在文中写道，每次回老家，他都要把他二姐蒸的一兜馒头带回北京，慢慢享用。这豫东地区普普通通的馒头，是先生在北京珍贵的膳食，更是一个个情感的容器，承载着亲情和乡愁，让先生能时时触摸到念兹在兹的老家。我一边不停地吃着馒头，一边又喧宾夺主地劝几个文友，这天下闻名的馒头，你们都要多吃点，沾上先生的灵气，你们就可以妙笔生花了。等发现自己的肚子撑得有点疼时，我望着院子里的那片竹林，兀自不好意思起来。

给大姐、二姐倒好酒，先生闪着泪光对她们说，等三十年后，我们还要这样聚，还要这样喝酒。为了让他们姐弟几个好好说一会儿话，我跟几个文友站起来，来到老太太过去住过的东间。看着屋子里的桌柜床凳，想起先生的文章，老太太和先生在一起的场景一下子在我眼前活了过来。这个小皮箱是老太太当年的针线盒，里面盛放着线团、剪刀和一些布片儿，都是老太太当年做针线活儿用的。这个手杖竖在墙角，已经有了一些年月，手柄上应该还有老太太的体温。

吃过午饭，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京。二姑父酒喝得不少，坐在椅子上，成了一尊雕塑。被二姑喊醒后，二姑父知道大家就要离开，眼圈红红的，露出了孩子般的依恋。跟我们一样，平日里，他也总是数着日子等着先生回来。先生握着他的手说，二哥，别难过，过了年，到清明节我又回来了。

把先生送到漯河西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看先生带的东西不少，文友们提议派一个代表把他送到候车室。但无论如何，他就是不让，向我们道谢，并就此握别。看着先生消失在视线里，我忽然有些想哭。暮色加重，远远近近的灯火次第亮起，房屋村落都多了一层很深的秋意。等到明年花开时节，我们几个还会来到这里，再次迎接先生的归来。①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