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上，就像柏举、鸡父和壶丘一样，因了一个事件而被载于春秋，随后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与后三者不同的是，鹿上的出现，不是因为一次战争，而是因为一次会盟。鹿上会盟的遗址在今阜南县公桥乡阮城村。当时它属于宋之鹿上邑。

前年，我与友人把臂而行，登上遗址所在的一处高台，也学了前人，于剪剪春风里，一番过、一番怀古。

那天中午，我们在公桥集上品尝了当地的名吃——展沟烧饼，又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即驱车往阮城的方向去。大约走了五公里，一个高大的土台子就出现在我们左前方。

台子距公路大约三百米，甫一走近，即望见台上三个红色的大字——会盟台。字是由铁皮焊接而成的，用铁架子支撑着，给人的感觉是，与一处荒台、一处故垒、一处废墟应有的荒凉、萧索、衰败的景象极不相称，就像一件千年的古陶插入一朵艳丽的塑料花。台子前是一个长方形的湖，从岸边的垂柳看，应该是新挖的。由此推测，台子的历史也不长。但无论如何，满眼春莎离离、野花点点的景象也给人一种“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沧桑之感。

我们从西南角攀上高台，放眼望去，才发现它的面积比一个足球场似乎要大得多，这让我们放弃了绕台一周的想法。

站在台子一角，望着两边绿树遮映的村庄，想象着八百里岸曲波清的淮河，遥思千年的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万端。

公元前639年，在一个也是莎草放茵、杨柳吐翠的春天，一支队伍，车马飞尘，干戈映日，旌旗飘扬，从宋之都城也即今之商丘，经薄（今亳州），经胡（今阜阳），一路向南，风驰电掣一般行进。队伍中，一辆驷马高车上端坐着一位峨冠博带、面带矜色的国君，他就是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

四年前，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国家陷于一片混乱。在宋襄公的帮助下，齐桓公的二儿子公子昭夺取了王位。这个本来有些偶然的事件，却大大激扬了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统领天下、做一代霸主的雄心壮志。鹿上之行，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如此这般，淮河之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时旌旗猎猎，笳鼓喧喧，直惊得雏燕离巢，新莺坠树。它们哪里知道，几个威名赫赫的人物会在这里登临送目、指点江山呢。

在宋襄公到达鹿上的同时，齐孝公（也就是当年的公子昭）和楚成王也到了。宋襄公知道，此时的天下其实就是宋、齐、楚三国称雄的天下。齐孝公是自己扶持的，再把楚国这个小南蛮降服了，那么，天下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诸侯盟，谁执牛耳？作为召集人，宋襄公当仁不让。再说，宋是公爵，齐是侯爵，楚是子爵，按周礼，他有这个资格。但他不知道，楚成王，这个弑兄上位的人，眼里有什么四方六合、司徒冢宰的概念！何况，楚国早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和野心。

因此，鹿上之盟在为宋襄公挣足荣耀的同时，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正如他的异母兄目夷——极具远见卓识却因为是庶出而让位——此前所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

对一个缺少理智、欲望膨胀的人来说，别人的告诫总是多余的。当年秋天，宋襄公又召集诸侯在今睢县境内一个叫盂的地方会盟。这一次，楚成王不再客气，在陈、蔡、许、曹、郑几国诸侯都在的情况下，亲驾战车，突入宋的大营，虏获宋襄公。直到当年冬天诸侯再会于薄（今亳州）的时候，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才将这个公爵级的国君释放。

但遭此大辱的宋襄公不知反思。次年冬天，他率军攻打支持楚成王做霸主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宋国。宋襄公只好从郑国撤退，宋楚两军在泓水（在今柘城西北）相遇。以下发生的事，凡是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印象无不深刻：楚军开始渡河时，目夷建议出击，宋襄公说，我是一向主张仁义的，怎么能在人家渡河渡了一半之时就袭击呢？很快，楚军过了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公却道，我们怎能袭击人家未布好阵势的军队呢？结果，楚军想不胜利都不行，除非他们也有一个仁义得更为离谱的统帅。

宋襄公为自己的自负、为自己的狂妄、为自己的颟顸、为自己的愚不可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中了一箭，并于次年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襄公之仁贻笑千秋，但正如唐代李宗闵所评，“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随”，不自量力，骄横自大，才是他根本的错误。往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宋襄公自然是历史的笑柄，然而可悲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只有极少数人将其奉为圭臬，而重蹈覆辙的故事则史不绝书。

草色带朝雨，滩声兼夜钟。一千年后，当南渡的诸人在新亭之畔宴饮时，以雅望而享盛名的周顗，面对风和日丽的春景，不禁喟然一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确，暮雨朝云，花香草色，以及淮水的波光、野寺的钟声，年年依旧，岁岁不改，唯一变化了的是人事。

我惭愧不能写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样的绝唱，但“怅望千秋一洒泪”之下，也不揣浅陋，率成一律，聊作此文的结束。诗曰：

坡莎岸柳戏春风，

宋楚当年此会盟。

欲步强齐统天下，

那知一战霸图空。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