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雨腥风、苦难辉煌的水东抗战史上，沈东平、马庆华、韩达生、唐克威四任地委书记壮烈殉国，5200多名干部战士战死沙场。水东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八年抗战红旗不倒，写下了悲壮的史诗。当我们缅怀这些革命英烈时，千万不能忘记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地下交通员。他们冒着巨大危险为党组织护送干部、传递情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战斗周旋，每时每刻都在提着脑袋干革命，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确保党的地下交通线始终畅通。他们虽然默默无闻，却是革命事业取得最后胜利的“幕后英雄”。今天，我们走近地下交通员王荫林，探寻他行走刀锋、铸就传奇的故事。

初送情报 从此走上革命路

王荫林，1908年10月出生于太康县龙曲西河坡村，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是杜省吾。

杜省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满地委书记，1935年回到家乡杞县，在睢杞太从事革命活动，斗争经验丰富。1937年2月，杜省吾到太康北部龙曲一带从事地下工作，经常藏身于王荫林家中。两人渐渐熟悉后，杜省吾开始向王荫林讲述湖南等地农民闹革命的故事。王荫林慢慢懂得了“穷人不是命穷，而是世道不公平”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杜省吾有意让王荫林送几次信，实际上是对他的考察。看到他任务完成得不错，杜省吾悄悄地对王荫林说：“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专为穷人办好事的。” 王荫林已经懂得了一些道理，便对杜省吾说：“我也要参加共产党。”

1937年春节后的一天，杜省吾悄悄地交给王荫林一封信，要他送到濮阳两门集，交给一个叫贺霖良的人。贺霖良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入了党，与杜省吾在斗争中相识，此时正在家乡寻找党组织。王荫林接受任务后，带着几个窝窝头，推着一辆独轮车，将机密信件藏好，就上路了。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如果遇到敌人盘问怎么办。路上，他果然遇到国民党部队盘查。敌人问得很仔细，又搜查了一阵子。好在王荫林事先有准备，对答如流，应付过去了。

推着小车一路疾行，王荫林找到贺霖良的家，把信交给他。贺霖良很快写了回信，并叮嘱说：“这封信事关重大，落在敌人手里，你我都要掉脑袋，如遇危急情况，立即毁掉。”王荫林藏好信件，日夜兼程，回到杞县，把信安全交到杜省吾手中。杜省吾表扬了他，王荫林高兴了好几天。

这是王荫林第一次传递重要情报，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从此开始了地下交通员的生涯。再说贺霖良接到老朋友杜省吾的密信后，心情十分激动，与身边的地下党员一起把家乡的党组织正式恢复起来。后来，党组织派贺霖良到水东根据地，让他先后担任淮阳、太康县委书记等职。

1937年4月，杜省吾安排王荫林将一封密信送到洛阳交给吴芝圃。当时吴芝圃与刘子久、沈东平三人组成中共河南省工作委员会。吴芝圃在豫西积极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王荫林扒运煤火车来到洛阳，一路上避免了查票、盘问等麻烦。当然，在煤车上藏来躲去，他下车时已经成为“黑人”。

在秘密联络点，王荫林见到吴芝圃，将密信交给他。吴芝圃收信后很高兴，又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交给杜省吾。临走时，吴芝圃再三安排 ：“现在情况很紧张，国民党军队到处在抓人，你要见机行事。”

王荫林机智地将密信卷成细纸筒，混装在自制的纸烟筒里，然后再次扒运煤火车离开洛阳。火车行驶到杏花营，他出站时被查票员发现。查票员要搜查他全身并要他补票。王荫林随机应变，说：“我是个穷人，确实没钱买票。”他故意从怀里掏出一块剩馍啃起来。查票员看他浑身又破又烂，一身煤屑，吃的窝窝头又黑又糙，的确是一个穷光蛋，便让他走了。王荫林赶到杞县，将信交给杜省吾，又一次完成任务。

经过党组织长期考察，1938年4月，王荫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愿望。

秘密通道 交通员行走刀锋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秘密交通线极其重要。地下交通线是特殊的战场，地下交通员是特殊的群体。许许多多的交通员无私无畏、机智勇敢、绝对忠诚，让隐秘的交通线闪耀着信仰之光。

近年来，精彩再现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影视作品如《潜伏》《悬崖之上》等大受推崇，但实际的隐蔽战线斗争要远比影视作品表现得复杂、低调、惊险。并不是所有的革命战士都能成为地下交通员，如此重要危险的任务，哪些人才能担此重任？王荫林为什么能够被党组织选中呢？

太康县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副主任轩人杰长期研究红色水东的革命斗争史。他总结了我党隐蔽战线同志的共同特点：首先政治素质过硬，“对党绝对忠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其次是个人能力，要“具有胆大心细、记忆力强、遇事冷静、随机应变的良好素质”。轩人杰分析说，王荫林从一个不谙世事、不识几个字的农民，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地下交通员，离不开党的培养和召唤，当然，他本身也具备一些良好素质。王荫林一旦认准了革命道路，就坚定地走下去。

讲述王荫林的故事，不得不提到水东。水东，开始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的出现同一段悲壮的历史紧密相连。

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攻，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一泻千里，豫东等地一片汪洋。水东是指改道后的新黄河以东地区。

灾难深重的水东人民不甘日寇入侵，抗日烽火首先在水东地区的睢县、杞县和太康县交界地带点燃，这一带被称为睢杞太，我党建立有睢杞太特委、睢杞太独立团，领导抗日斗争。1941年后，鉴于根据地发展，军队活动扩大到新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远远超出了睢杞太三县的范围。我党决定不再沿用睢杞太这个名字，改称水东。重建的地委称中共水东地委，新成立的独立团称新四军四师水东独立团。

这一时期，水东一带反动武装猖狂至极、群魔乱舞，土匪大都变成了汉奸，另有一部分依附于国民党；诸多地主武装民团也见风使舵，充当日寇的爪牙；其他一些土匪则称霸一方、打家劫舍、敲诈勒索。日、伪、顽、匪为所欲为，搞得水东昏天黑地、一片混乱！这些反动武装都将我党的武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疯狂叫嚣“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反动武装对进出水东的人特别警惕，不论是挑担的、要饭的，还是做生意的，只要主观怀疑是 “新四军”“共产党”，就悄悄地活埋。

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就吓不倒。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我党建立起一条条摧不垮、打不烂的地下交通线。王荫林等一批地下交通员，护送党的干部、传递情报，在敌人眼皮底下穿行，如同在刀锋上行走。

护送干部 危机险境终化解

1940年6月，为加强领导，豫皖苏边区派孔石泉、马玉堂到睢杞太工作。孔石泉任睢杞太军政委员会书记，同时兼任睢杞太独立团政委，马玉堂任独立团营长。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派王荫林去完成这次接应任务。

从豫皖苏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徽涡阳新兴集到睢杞太，要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一天，当王荫林、孔石泉、马玉堂三人走到亳县东边时，远远看见几个汉奸，他们立即爬进一块瓜地里隐蔽起来，没有被敌人发现。第二天来到柘城霸王岗村时，王荫林三人被敌人简单盘查一番就放行了。没有多久，一队敌人又向三人追来，高喊：“站住！站住！”

是不是敌人发现疑点了？这一刻，王荫林十分镇定，安排孔石泉、马玉堂“恁俩不要说话，我来应付”。

孔石泉是湖南人，南方口音，一开口很容易被敌人识破。敌人拿着长枪对着三人喊：“不许动！”没等敌人往下说完，王荫林就抢先说：“老总，你追俺干啥？俺大哥（指孔石泉）在柳河开饭铺，谁不认识！他（指马玉堂）是马家杂货铺的人，到亳县办点杂货。我到关唐推点蒜，结果碰到一块回来了，这有啥？”

敌人一个头目说： “检查检查。”说着，他就往孔石泉身上搜，找出一支钢笔，现场空气几乎凝固了。王荫林略加思索后说：“老总这有啥稀罕，他开饭铺记个账能离开这吗？”王荫林见机掏出准备好的一包纸烟，让给敌人头目，又说了一些好听的话，紧张气氛缓和好多。在查无可疑的情况下，敌人就放王荫林三人走了。

三人艰难地通过多道敌人封锁线，终于到达目的地。睢杞太独立团团长蓝桥当场表扬了王荫林一番，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孔石泉来到睢杞太地区后，开办干训班、整训部队、健全党政军组织。1955年，孔石泉被授予中将军衔。王荫林成功护送孔石泉，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还保持着书信联系。

王荫林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多次护送我党干部的经历。

——护送睢杞太工委书记韩达生及马一鸣、张剑石等同志，从睢杞太到豫皖苏边区参加会议。

——到豫皖苏边区接王其梅赴水东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水东独立团政委。

——护送阎彬、李大晓到北方局学习。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交待任务，让王荫林携带情报，并护送魏金山到睢杞太工作。

去洪泽湖 带回巨款纾困境

国民党反共高潮、伪军大举进攻、日寇 “扫荡”、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水东地区遭受了极大损失。到了1944年春，根据地人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党水东部队的物资更是奇缺。已经是春天了，战士们还穿着冬天的破棉衣，怎么办？

在这困难时刻，水东地委领导交给王荫林一项艰巨任务——尽快到洪泽湖畔的半城集，找新四军彭雪枫师长汇报情况，请求解决燃眉之急。

作为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王荫林几年来走南闯北，经常往返豫皖苏、冀鲁豫、鄂豫皖3个边区，传送情报、护送干部，多次出入敌人的鬼门关、阎罗殿，早已看透生死。但是，这次的任务让王荫林感觉到责任特别重大，他仿佛看到根据地将士几千双渴望的眼睛。他下定决心，哪怕是牺牲，任务也要坚决完成。

当天晚上，王荫林准备行李，找一辆独轮木车，收拾些破烂衣物，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妻子王福然同行。王福然平时忙些家务，小脚，很少走出家门。在王荫林劝说下，妻子终于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王荫林推着独轮木车，车上放着破烂的棉絮和褴褛的衣衫，乱七八糟捆成两捆。妻子跟在车后，犹如逃荒要饭的难民，向东出发了。

一路上，夫妇俩尝尽苦味、受尽磨难，20多天后终于到达新四军四师师部。从离家以来，妻子王福然一直提心吊胆、愁容满面。直到这时，她好像看明白了，脸上才有了点笑容。

王荫林见到了彭雪枫等领导，首长们详细询问了水东根据地的近况。彭雪枫师长问：“水东指战员换单衣要多少钱？”考虑到四师也很困难，王荫林不好意思说具体数。彭师长看出王荫林的心思，便和几位首长商量，然后答复说：“先给你们20万元吧，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水东的指战员换上单衣，钱不够再想办法。”

王荫林激动地说：“首长对水东太关心了，水东的战士感谢你们！”彭师长安排王荫林先住几天，等筹好款子再走。彭师长说：“你是做交通情报工作的，斗争很复杂，你尽量不要与外人接触，需要什么告诉通讯员。”接下来，他又吩咐炊事班，尽量将伙食搞好一些，老王同志很辛苦，需要补养。

王荫林望着彭师长消瘦的脸庞，忍不住掉下眼泪：“师长，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水东人民盼望着你们打回去啊!”

几天后，四师的同志将20万元交给王荫林。他把事先购来包装得又脏又臭的虾米席包扒开，将款子藏在席包底部，又将虾米盖好。妻子帮他把席包牢牢实实地绑在车上。彭师长看了微笑着点头说：“老王真有办法，不愧是个‘老交通’。”同时，组织上又安排王荫林将冯民嵩护送到水东工作。

第二天拂晓，三人就出发回水东了。靠近固州封锁线时，站岗的汉奸恶言问道：“干啥的？”王荫林上前点头答道：“我们是逃荒回家的，赶回家去，收麦。”汉奸看一行人衣衫破烂，身上没“油水”，又用手摸摸席包，扒开干虾搜查一番，用枪捅了几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就让他们过去了。

其实除了车上藏有20万元巨款外，王荫林身上还带着冯民嵩的组织介绍信。王荫林事先将它卷成极细的小纸捻藏在烟丝里，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一路上三人经受了多次检查和盘问，都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

三人披星戴月、机智巧妙地安全到达水东。首长跑来握住王荫林的双手问道：“老王，钱带来没有？” 此刻，王荫林终于长吁一口气： “带来了，就放在独轮车上的干虾席包里。”

同行的冯民嵩听后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责怪说：“老王，你带了巨款，连我这个同行人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王荫林歉意地讲明情况。冯民嵩想明白了，反而觉得这是睿智之举。

地下交通员，他们有父母、有妻儿，有血有肉、有苦有乐，也有难以割舍的万般眷恋，但他们却用生命诠释着信仰和忠诚。

王荫林的大儿子、已在青岛退休的王长江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母亲一直不知道父亲此行的真实意图。父亲带上母亲执行绝密任务，能够更好地掩护身份。但是，父亲带上母亲上刀山下火海，也把母亲置于绝境。为了完成任务，父亲真是把全家的命都押上了。”

王长江的母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晚年提到这件事时对王长江说：“那一次跟你爹出远门，你们兄弟几个差一点变成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王荫林的事她不过问，应该是两人达成了某种默契。

赴大别山 103天取回地图

时间来到1945年1月，水东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进一步显现。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派军区第八团南下，目的在于加强水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寻找机会挺进水西，重建与新四军五师北上部队的联系；打通华北和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在此重要关头，王荫林又接到新的任务。

1945年春节刚过，水东军分区首长研究决定派王荫林南下大别山，找新四军五师取军用地图。

王荫林接受任务后，当天就背起包袱从聚台岗出发了。多年的地下交通员生涯，他已经养成了说走就走的特性，根本没有想到要回家告别。

王长江对父亲王荫林的地下交通员生涯非常好奇。小时候，他与父亲同睡一张床，经常央求父亲讲送情报的事。王长江说，父亲很少对家人谈起这些事。由于身份特殊、任务特殊，每次外出，父亲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能不能再见到妻儿老小。

从水东到大别山，沿途日军、汉奸、土匪层层设防、危机四伏。即便是“老交通”，王荫林这一次也不敢掉以轻心。

重任在肩，不敢耽误。王荫林过上蔡、汝南，走到正阳一带时遇到日军“扫荡”，不敢再往前闯，便折向西南方向，走到桐柏山时已经半夜。在半山腰，看见有一户人家，王荫林上前喊门。屋内人警惕地问：“谁呀？”“过路的，找俺兄弟，他在皇协军当兵，想进屋歇歇脚。”王荫林答道。主人将门缓缓打开，转身叫妻子下床做饭。主人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就带领一队武装人员冲进屋将王荫林押走，关到一个小屋里。

直到天亮，王荫林也没敢合上眼。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人。多年的地下工作，他遇到无数次困难，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又该怎么脱险呢？

突然，屋外响起了新四军的歌声。王荫林观察了一阵，断定这里是新四军的驻地。他对看守的人说：“我也是新四军。”“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是说要找皇协军吗？”“我真是新四军，你们可以向水东军分区发电报问一下。”

到了下午，王荫林被放了出来。原来，这里驻扎的果真是新四军一支队伍。他们发了电报，得到肯定答复，才相信王荫林是自己人。部队首长握着王荫林的手，表示歉意。王荫林出发时，首长又特意写了一封介绍信。

几天后，王荫林终于到了鄂豫皖边区，找到新四军五师的驻地，见到了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李先念师长亲切地说：“老王同志，这次来很辛苦，等地图翻印好了再带走。”李先念师长让王荫林在招待所休息几天，无事少外出，耐心等待。

不久，五师的同志将翻印好的一小捆比例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郑重地交给王荫林，并关切地问：“你能带得走吗？有啥困难，还需要什么东西？”王荫林说：“请给我几十块钱，我要买一辆旧的独轮小车，还要买点火纸。”

王荫林带着军用地图和李先念师长的重要指示，开始返程。由于身负军事地图及重要情报，他此行比来时更危险。

王荫林走到麻城县时碰上了敌人，与敌周旋了好一阵子，才得以脱险。为了确保安全，在麻城县一个小集上，他买了一辆独轮小车，又买了两捆火纸和一根绳。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下来，把上面的纸拿下一部分，在底层的纸中间用刀子挖个洞，把地图放在里边，而后再把拿下来的纸盖上，把纸腰扣上，推着小车继续向前赶路。

走到上蔡县东时，他碰上了查税的汉奸，身上仅有的十块钱全部被搜走了。王荫林不敢纠缠，只要搜不出地图就行。汉奸得钱后，放他走了。又走了几十里路，王荫林又累又饿，眼睛发黑，迈步无力。如果再不吃点饭，一旦晕倒就会耽误大事，他只好将身上穿的棉裤套脱下变卖，卖了一块多钱。他在一家小饭铺买了点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还没有尝到滋味就碗底朝天了。剩下几毛钱，他也不敢再花了。

当绕路行至淮阳县城东门时，王荫林看到有日本鬼子持枪站岗，他不敢大意，低头向前走去。那鬼子端起步枪，猛地一刺刀向他捅来。幸亏王荫林眼快身子灵活，一侧身，刺刀从身边擦过。原来，日军规定行人路过时要向他们敬礼，否则就要扣押。王荫林赶忙放下小车，不得不按他们说的做。从淮阳至水东的路上，他又遇到数条封锁线，敌人搜查得很严。有时候，王荫林好话说尽敌人就放行了。有时候，敌人要检查小车的纸，王荫林就把隐藏地图的那捆火纸扔到敌人面前，敌人偏偏要检查车上的东西，这掀掀、那戳戳，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就这样，一路上，他巧妙应对敌人的搜查，战胜了饥饿，历时103天，他终于回到水东。

王荫林把珍贵的军用地图交给军分区首长。首长激动地接过这来之不易的地图，祝贺他历尽艰险胜利归来。第二天，水东军分区召开大会悼念彭雪枫师长，南下部队列队在彭雪枫师长遗像前誓师。军分区首长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的同志从千里之外，冲破敌人无数条封锁线，将地图取了回来，这对我们来说是无价之宝。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腿、有了眼睛。”

一路上再艰难也没有掉过一滴泪的王荫林，看到彭雪枫师长的遗像、听到首长的讲话，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认为，能早一天战胜日寇，哪怕牺牲也值得。

解放战争时期，王荫林先后在太康、柘城、商丘等地任区长等职，领导根据地军民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前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商丘任职，于1994年去世。

王荫林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当年只有部队或地方的高层领导知道内情，是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多年后，曾在水东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到“水东交通员老王”这个人物。每当听到这个称谓，王荫林都非常欣慰。

在当年水东，在豫皖苏，在更广大的地域，还有许多像王荫林一样出生入死的地下交通员。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们更多的故事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悉，但他们用热血与忠诚写就的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绚丽篇章，永远激励着后人。②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