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伯造像题记碑》旧藏于河南扶沟县柴岗乡支亭寺，为北齐造像碑刻，该碑原石已佚，仅存拓片。拓片高36厘米，宽45厘米，书体为楷书，仅见著录于1989年出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金石刻本汇编》第8卷57页。该碑为河南周口至今所发现第二块南北朝时期碑刻，史料和书法价值尤为珍贵。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扶沟县志》有关于此碑的记载：“支亭寺，（扶沟县城）西南十八里。为北齐武平十年建。内有大齐武平五年张思伯作佛图碑，现存殿壁。”

《张思伯造像题记碑》主要内容是记载张思伯为其家人祈福、为亡人荐福所刊刻的佛像题记。碑上方所刻佛像已经模糊难辨，佛像下莲花样式尚清晰可认。碑文约有270字，其文如下：

大齐武平五年，岁次甲午四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盖王宫诞生，犹归涅槃。书叶画皮，圣教常存。削骨珆髓，孜而全妙迹。是以清信大土（士）张思伯磬（罄）□家珍敬造浮屠一躯，中有释迦像微妙虚凝，可谓奇工。卓绝异手，非并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愿七祖先灵俱登。□率现前眷属，共同妙果。伯父旨板许昌本县令，授职尚书杨伏荣。伯身颍州刺史元永用为州兼主簿，刺史陆王字子璋召补西曹书佐，太守姜术选用郡中正。弟愿成，郡兼主簿，高太慰（尉）围颍州城千人营主。堂弟红叶乡豪都曹。无量寿像主伯息长儒、息长斌，浮屠主息长轰，菩萨主成息腾瑋，菩萨主亡弟文□息子颙，供养主刊名述之云尔。

根据碑文所载可知，此碑刊刻于北齐后主高纬武平五年（574年）四月十二日。碑文内容十分简要，但补充了很多《北齐书》没有记载的历史资料。造像主为张思伯，其人《北齐书》有传，但较为简略：

张思伯，河间乐城人也。善说左氏传，为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于时。亦治毛诗章句，以二经教齐安王廓。武平初，国子博士。

通过本传记载可知，张思伯为乐城（今河北献县）人，北齐儒生，后为国子监博士。通过碑刻所载之内容，可以探知其早年履历，先是为颍州刺史元永所赏识，做了颍州的主簿。元永其人，为北齐名将元景安之父，《北齐书》亦有载：“天平初，高祖（高欢）以为行台左丞，寻除颍州刺史，又为北扬州刺史。”天平为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年号（534年~537年），当是在这个时期，元永擢用张思伯为颍州主簿。后张思伯又做了西曹书佐和郡中正几个地方上的小官，至后主高纬武平初年（570年）的时候，才做了五品的国子监博士。到武平五年（574年）四月，他回到颍州（今许昌）探亲，其父当时为许昌县令，其弟为颍州郡主簿，于四月十二日刊造这一躯浮屠像，并题记刻石。

北齐由文宣帝高洋于公元550年建国，至公元577年被陈所灭，短短二十多年时间，传位六帝，皇帝几乎个个昏庸，贵族骄奢淫逸，四处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但是从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皆笃信佛教，举国竟成风尚。开国皇帝高洋于“登祚受禅”之初，即颁布诏书：“于僧稠禅师受菩萨戒，断肉禁酒，放鹰除网，又断天下屠，年三月六日，劝民斋戒，公私荤辛除灭之，度人八千。”于此可见北齐上下佞佛之风。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一》又有记载当时佛教之盛，“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更见此风与日俱增，以至于全国到处皆有寺院、僧尼，其国之风气，可想而知。

由于佛教的盛行，大量的造像不断涌现，摩崖刻经、碑志题记更是层出不穷。诸多摩崖刻经中如河南安阳《宝山刻经》（550年~555年）、山东平阴《二洪顶刻经》（564年）等，皆是北齐书法的代表性作品。北齐的碑志题记多以隶书为主，楷书亦占重要部分。一般官吏、百姓所刻造像题记，多以楷书上石，因其便捷为宜，《张思伯造像题记碑》即是此类。该碑整体书风简明爽利，端方自然。结体严谨平正，修短恰宜，大有清刚平和、劲秀疏朗之态。与其刊刻时间相近的《崔博墓志》（573年）、《崔頠墓志》（573年）、《朱岱林墓志》（571年）、《道贵墓志》（571年）相比较，用笔结体多有相似之处，且整体书风应属同一风格，可见此造像碑刻书写者，也深受当时书风的影响。

张思伯于题记中所罗列自己“履历”，以至其父、其弟、其堂弟之官职，此为当时风气所致。时人能获取一官半职便为人津津乐道，到处炫耀，以为光耀门楣，刻石题记，自然必不可少。官职长长罗列于姓名之前，乃至有授予自己官职之人的姓名职位，是为北齐“三长制”的一个特殊体现。如北魏正始五年（508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个名叫史市荣的把守关口的小吏，在龙门石窟古阳洞造“释迦文佛像”题记上，仍将自己所谓的“官职”刊于石上，以为炫耀之资。以此联系到张思伯之所为，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张思伯造像题记碑》也是我们研究北齐“三长制”的重要历史实物依据之一。

张思伯与扶沟支亭寺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老相传此寺为其受皇帝之命而建，据说山门前古槐为其亲手所植。所传其因救人而溺亡之“露尸台”，在今扶沟县柴岗乡，现已改作路寺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