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周家口城镇的演变，你会发现它从一开始就向商业城市发展。据1994年出版的《周口市志》记载：先有永宁集（明洪武初年1368年），后有周家口（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周家口自明朝逐波兴埠，至清朝中期形成 “三岸鼎立、夹河而峙”的城市格局。漕运带来了商机，商机孕育了商业，商贸经济贯穿在周家口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它北通燕赵、南达江楚、西连秦晋、东接淮泗，水运通畅，舟车辐辏，曾吸引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山西、陕西等地的商家巨贾云集于此，相继建立许多会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处。

周口十大会馆多为庙馆合一，是神灵崇拜和商业文化的结合。1986年《周口文史资料》第三辑、1994年版《周口市志》均有明确记载。当年周家口的十大商业会馆，最早建于清康乾盛世，个个巍峨壮观，分布在周家口三岸的街巷，遥相辉映。北岸山陕会馆（北岸关帝庙）、覃怀会馆（迎水寺）、江西会馆（万寿宫）、江南会馆（草关帝庙）、糖业会馆（寿阳公所）、陆陈会馆（平王庙）、油业会馆（大王庙）、南岸山陕会馆（南岸关帝庙）、两湖会馆（禹王宫）、福建会馆（天后宫）。

会馆的基本功能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祀神”是举办各类神祇祭拜，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则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义举”则是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即自助互济功能；“公约”则是相互规约，制定规章制度，完善商业机制。

各地的会馆体现了各地的文化传承，个个都是文化与艺术凝聚的殿堂，承载着一个行业或一方客商的信仰与价值观念。北岸山陕会馆由山陕商人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通过敬奉关羽，突出“诚信为本、义字当先”的价值理念。福建会馆又叫天后宫， 位于贾鲁河西岸，由福建烟商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福建人信奉妈祖，妈祖亦称“天妃”“天后”，被奉为“海上救护神”。两湖会馆位于沙颍河南岸，由湖南、湖北商人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大殿正位设禹王像，后人以“治水先师”敬之。北岸的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由江西商人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祭祀净明道派祖师许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就出自于他。覃怀会馆由怀庆府（现在的豫北）药商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尊崇岳飞、张显、汤怀、王贵，又名“四圣会馆”。 周家口还有很多行业会馆和庙宇，粮商建了陆陈会馆、油商建了油业会馆、酿酒商建了酒仙庙、机坊商建了机神庙……

各个会馆对本地商户都有明确要求：把崇德守信、先义后利放在首位。清代，周家口的商户诚实守信，商业信誉很高。周家口市场上用的是十六两秤。 十六两秤上的秤星，每一颗代表一颗星宿，它们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给客人秤高就“增福、加禄、添寿”， 倘若缺斤短两，少一两叫“损福”，少二两叫“伤禄”，少三两叫“折寿”。在秤杆上嵌这十六颗星时，其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不能用黑色，比喻做生意要心地纯洁，不能昧着良心挣黑钱。这些秤星时时告诫生意人：务必买卖公平，切莫缺斤短两害人害己。这种神灵威慑蕴含的经商之道，助推着周家口的商贸繁荣。

周家口的十大商业会馆，每个月的初一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校秤，把各商行使用的秤收起来，一家一家校对。哪家用秤不合规定，轻者罚款、罚聚餐、罚唱大戏，重者停业整顿，直至取消经营资格，永远不得经商。校过秤后，贴上标签，合法使用。如发现使用未校的秤，立即处罚，决不迁就。这种用会馆管理商贸活动的方法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周口关帝庙《众商议立行规序碑记》中有明确记载：“故犯条规，公议罚戏三台、银十两，入诸会馆公用以儆永远……”

会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却不宜明说的功能——实力展示。这个功能体现在各个会馆庞大的建筑体量和极为繁复的建筑装饰上。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陕商人在周家口偏西沙颍河南岸，先建了关帝庙，占地20亩。12年之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3年），财大气粗的山陕商帮又着手在沙颍河北岸建北岸会馆。北岸山陕会馆前后历时159年落成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被今建筑学家誉为“豫东平原保存最好的、建筑艺术价值较高的古建筑群”。这种实力展示，还有着品牌宣传的作用，表达出山陕商帮在异乡地域的强烈存在感。

捐建北岸山陕会馆者，主要是山陕籍行商和坐贾。行商每年往返于途，在周家口停留、储货均有赖于会馆；坐贾，全年在镇里经营。两者对会馆各有倚重，为建会馆他们捐资抽厘，“按实际经营额的千分之一抽取”。据碑记，清道光年间一次重修中，出钱最多、出力最大的是八家晋商，即“董合盛、李源发、李玉成、王恒吉、路成盛、刘兴盛、牛公盛、李玉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许檀根据北岸山陕会馆内多通重修碑记，研究发现， 当时周家口山陕商人，有坐贾164 家、行商320 家，合计为484 家，众多小商家（至少有五六百家），因抽厘不足三两“不列名于碑”，这些加在一起，总数量当超过 1000 家。这仅仅是北岸山陕会馆所属的商家， 还不包括沙颍河南岸山陕会馆所属商号。许檀得出一个惊人结论：“清中叶周口鼎盛时期，全镇商人商号，约有1500家~2000 家。按捐资抽厘金额估算，周家口全镇的商业规模约为五六百万两。”若按一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80元计算，周家口的年经营规模当在10 亿元人民币左右，就是在当今也不是小数。

周家口商贸发展推动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至清朝末年，周家口建成区面积达方圆10余里，人口突破20万人。最繁盛时，周家口本地居民10万人，流动人口10万人。周家口两岸码头22处，船户700多家，拥有货船超过千艘；陆地寨门41座，镇中街道120条，清真寺8座，各类大小庙宇50余座，时称河南“四大名镇”之一，中原一大商埠。

商贸发展促进了物资的聚散。安徽的茶麻、两湖的竹木、两广的蔗糖、苏杭的丝绸、天津的食盐由淮入颍至周家口转运，行销西北、华北各地，山西的铜铁、蒙疆的骡马，连同省内豫西的山货，豫东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或在周家口进行交易，或源源不断地由颍水入淮河运往东南各省。

商贸发展促进了专业化的分工。遍布于周家口三岸的72条主要街道，几乎全是手工作坊和商铺。每条街就是一个专业市场。一类是以经营的商品命名的街道，如卖糕点果品的果子街、卖粮食的坊子街、卖山货的山货街、经营金银货的德货街、经营京广杂货的三义街。另一类是以加工的商品命名的街道，如打制铜器的打铜街、榨油的油坊街、纺麻的麻线街、制皮革的皮坊街、制胡弦的弦坊街、造纸的作坊街、制竹器的筢子街、打铁的丁字街等。

商贸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周家口既是财货聚散之所，也是文化荟萃之地。商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价值追求，大家和谐共生，兼容并蓄，形成了和而不同、安然共处的社会格局，以及提炼升华、共同遵循的精神信条。周家口有悦来街，取自《论语》“近者悦，远者来”。

因为周家口的繁盛，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陈州为直隶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陈州知州董起盛奏请将陈州升格为府：“请照江南徐州，直隶天津，山西蒲州、泽州等处之例，将陈州改为府治。”并阐述周家口作为陈州升府之理由：“一切刑名钱粮、稽查保甲、各处验勘难以悉举，事本繁多。”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陈州再升级为陈州府。

一个分辖于陈州、商水二县治下的商业码头，竟让地方上奏朝廷，获“恩准”连升两级——陈州由正县级升为副地级州、正地级府。周家口虽并未正式成为独立的政区，但周家口作为一个商业市镇，其资本的雄厚、客商的聚集和市场的繁荣成为陈州升府一事中的巨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