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作为盛唐“独步有唐四十年”的文章、书法大家，对中国书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职守陈州期间，因坐事下狱，遭遇人生重大的一场变故，直接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和其书法发展的走向。考证李邕职守陈州期间的行迹，对于研究他的行迹与书法艺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冬天，四十九岁的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改授陈州刺史。他在离开海州之前，刚刚完成了著名的《海州大云寺禅院碑》（已佚）、淮阴的《娑罗树碑》和唐睿宗《老子孔子碑》（已佚）、唐玄宗《颜子赞》（已佚）的书丹工作。同时，荆州的胡履灵隶书完成了李邕的诗作名篇《六公咏》（已佚），镌刻成碑。
甫一到陈州任，李邕即着手撰书了《大云寺禅院碑》（已佚），并为太监杨思勖生父杨历的《赠虢州刺史杨历碑》（已佚）撰写了序文，为绛州《薛元允碑》（已佚）撰写了碑文，由白羲晊隶书立碑，并重新撰文书写了陈州的《八卦坛碑》（已佚）。就是在这个时期，李邕的书法风格已经完全成熟，这也是他书法创作的黄金时期，频有佳作，可惜都未能传世。在陈州的职守工作，对于青年已经名满天下，被时人称为“文章、书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皆过人，时号六绝”，内史李峤、监察御史张庭珪推许为“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的李邕来说，虽屡遭贬谪，沉浮下僚，当属中年闲适，足抒他多年的抑郁之怀，所以他才能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按照唐朝政府惯例，地方官员任职期满后，要到京城接受吏部考功司的考核，根据其政绩优劣，确定其官职的改转升降。开元十二年（724年），李邕从陈州出发，到京城接受考核。在出发之前，他把自己历年所作诗文，缮写成册，以文坛耆老之尊拜访了刚刚“连中三元”的青年才俊孙逖。这也是李邕长期爱士为好、奖掖后进的习惯。比如早在开元九年（721年），他途经汴州时，闻诗人崔颢之名，特意请来相见。杜甫有诗亦云自己与李邕结识是因为“李邕求识面”。到了天宝二年（743年）在滑州刺史任上的李邕，特意写了一篇《鹘赋》，派人赠送给还在草莽之间的高适，以此相激励。高适自云：“天宝初，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鹘赋》以垂示适，越在草野，才无能为，尚怀知音。”史载李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这些都可作为有力的佐证。后来，颜真卿在为孙逖写的《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中专门提到此事：“江夏李邕，自陈州入计，缮写其集，赍以诣公，托知己之分。其为先达所重也如此。”
二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东巡封禅泰山，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壮举。十一月，回銮东都，驾过汴州之时，李邕特意从陈州赶来，拜谒于道左，献上辞赋多篇，唐玄宗读后甚为欣悦。李邕本为唐玄宗旧臣，早在唐玄宗东宫时代，就曾和崔隐甫、倪若水等受到礼遇。这次故人再见，自然感情非同一般。史称：“邕见帝汴州，诏献辞赋，帝悦。”李邕其人本就偏狭好名，自视甚高，又多年左迁外地，难张怀抱，忽得皇帝垂问，一时间忘乎所以，竟然“由是颇自矜炫，自云当居相位”。这种浅薄的政治错觉，不免让宰相张说大为反感。张说对此“甚恶之”。而李邕对张说也是“邕素轻张说，与相恶”。嗣后不久，李邕就遭到监察御史薛自勤和厍狄履温的联名弹劾，以“赃贷枉法”的罪名入狱，论罪当判处死刑。杜甫在《八哀诗》中谈到此事时指出，“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争名古岂然，关键欻不闭”，认为李邕之所以下狱，完全是因为与张说“争名”所致，联系到后来杜甫在济南和李邕密切的交往，此说当为可信之论。然而，当此生死存亡之际，李邕朝中故友却无一人伸出援手，为其开脱罪责。如已经身居高位的宋璟、张九龄、张庭珪等人，以至正炙手可热的孙逖，对于李邕的入狱都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之所以如此，朱关田先生认为：“……亦系李邕露才扬己，有以取之……且疏散无检，傲慢不忍，终于为人相扼而几危，此其一。其二，李邕鬻文谀鬼，已为贤者所嗤。广求贿谢，则更为智者所不齿。”李邕久以文章、书翰名重一时，“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他为牟取暴利，以至于为宦官（《赠虢州刺史杨历碑》）、道士（《有道先生叶国重碑》《赠歙州刺史叶慧明碑》）等撰文书碑，肆意谀鬼歌功，深为当时士林所不齿。故《新唐书》本传说他“邕蚤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夫接”。但其时张说为宰相，他和李邕的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李邕下狱和张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家为此袖手禁言，也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时许昌有名叫孔璋的人给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为李邕辨罪，请求唐玄宗能“伏惟敷含垢之道，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于邕”。以至于请求自己能代替李邕伏法而死。孔璋认为李邕“有功于国”，重点举了两点：李邕曾于武则天时期，在宋璟弹劾武则天的面首张宗昌、张易之的时候，武则天迟迟不愿表态，而李邕于台阶下大声疾呼“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以不畏强权，当庭力争，而能“折二张之角”；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以韦巨源为先帝故宰相的缘故，拟封赠为“特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提议为其谥号曰“昭”，而当时作为户部员外郎的李邕则认为韦氏为韦（韦后）、武（武三思）党羽，长期附和外戚，而且诡惑君主，实是巧佞奸邪之徒，不当有此谥号，为此而写下了锋芒逼人的《驳韦巨源谥议》，实能“挫韦氏之锋”。而且李邕职守陈州期间“拯孤恤穷，救乏赒急，家无私聚”。孔璋和李邕本不相识，但是出于对李邕人品风骨的仰慕，而“愿以六尺之躯膏鈇钺，以代邕死”。如此仗义执言，足以使人为之动容。特别是“臣闻士为知己者死，臣不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之语，更见其情真意切。其实李邕素以耿介好名、不拘细行闻名于世，为取功名、博富贵，多次以身犯险。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年，笃信长生之术的唐中宗，十分宠信道士郑普思，擢升其为秘书监，身为拾遗的李邕立刻上疏直谏，言辞写得颇为犀利：“陛下诚以郑普思可致长生，则爽鸠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臣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最后竟然以梁武帝信佛丧国为警戒，此行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到了景云元年（710年），谯王李重福造反，派遣家臣王道先赶到东都洛阳，暗中招募勇士。李重福从均州假称乘驿与张灵均向洛阳进发。李重福抵达洛阳，东都洛阳文武百官一片混乱。王道等人率众跟随李重福径直攻取左、右屯营兵。李重福的队伍要到天津桥时，跟随者已有数百人，都手拿武器，助其威势。侍御史李邕先到左掖门，命令闭关拒守，史载：“侍御史李邕先诣左掖门，令闭关拒守。又至右屯营号令云：‘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诚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有顷，重福果来夺右屯营，坚壁不动，营中矢射雨。”此举直接导致李重福叛乱失败，最后投水而死。李邕也因此被擢升为户部员外郎。从此两件事，亦可以看出李邕的犯险博名、孤勇胆识之所在。
表上之后，唐玄宗亦为之感动，于是下诏免除李邕死罪，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孔璋因此亦流放岭南，客死。
李邕出狱后不久，其夫人温氏再次上疏，请求“愿使邕得充一卒”“戍边自赎”。这篇奏疏信息量非常大，比如说明了李邕被弹劾下狱的直接原因是“贷人蚕种，以为枉法；市罗贡奉，指为奸赃”。唐代非常重视蚕业的发展，丝绸业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唐玄宗本人对蚕业尤为重视，曾多次下诏，如《赈恤河南北诏》要求开彼仓储，时令贷给。相继颁布了《给复徐泗等州诏》《楚地租外征桑课敕》《给夏州等四道节度以下官俸敕》等诏书，用以支持发展蚕业。李邕刚上任陈州，为了地方繁荣经济，大力发展蚕业，以政府名义借贷给农户蚕种，被人指责为枉法，但是毕竟罪不至死。但是“市罗贡奉，指为奸赃”，这一句，确实是大罪。在陈州街市上公然贩卖外国给朝廷的“贡奉”，而且数量巨大。与李邕同时期的牛肃在《纪闻》中就曾经记载：
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
李邕在陈州市上所贩卖“贡奉”是否是在海州任上所劫掠之物，两者有无必然联系，通过牛肃的记载来推测，当确有其事。《钦定四库全书》中《册府元龟》第一百五十卷有载：
陈州刺史李乐，诈盗受赃，其数甚广。法司断死，国有常刑。时属发生，特申宽典。宜免死，贬为钦州道化县尉员外置长任。查阅唐代典籍史书，唐代本无“李乐”为陈州刺史之人，当为误书李邕为李乐。并且“钦州道化县尉”当为“钦州道遵化县尉”才对。在此敕书里值得注意的是“诈盗受赃，其数甚广”一句，足以证明李邕入狱，以至于被问成死罪，其罪行有实，当为不虚之讼。
于温氏奏疏中还可以看出，李邕的性格一直是耿介孤直，不被当时士林所容，所谓“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儒侧目”，其夫人所言，当是李邕素来真实的行径状况。文中也讲到李邕在监牢之中的真实遭遇“初蒙讯责，便系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气息奄奄，惟吏是听”，命悬一线之间，五日不饮不食，具体是何原因让李邕如此，可以推测为以下三点：一、李邕认为自己是被冤枉，因为被人罗织罪名而下狱，义不受辱，以绝食相抗争。二、遭受非刑拷打，各种刑讯逼供，以至于年老体弱，难受刑讯之虐待，气息奄奄，不能饮食。三、温氏为能博取唐玄宗同情而夸饰文辞，故作乞怜之语。但是，如果从“事生吏口，迫邕手书”一句来看，当属第二种推断。
李邕在遵化县尉任上不久，即以襄助宦官李思勖平叛陈行范有功，迁升为澧州司马，后又迁升为括州刺史。也就是在此期间，李邕又一次被人以受赃之罪弹劾，史称其“复坐诬枉”，然而这一次却是很幸运，唐玄宗念及东宫旧情，下诏免除其罪。李邕的个性张扬恣意，且喜重财好义，结交豪杰，推举后进，负才如贾谊，豪纵似信陵君，行事险躁，遭人忌恨，也是在所难免之事。他为求声誉，在附和宋璟弹劾二张后，从宫殿中出来，有人问他：“你地位很低，竟然在皇帝面前造次，若有不测，你后悔莫及。怎么能这么做事呢？”李邕却毫不在意，回答说：“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由此可见其为人行事风格之一斑了。所以，当时的前辈卢藏用评价李邕，说他：“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以此言纵观李邕终生，可谓是的论无疑。至其晚年，虽在北海太守任上，却深为宰相李林甫所忌，以“刘勣案”遭受牵连，被罗织罪名，竟然以七十三岁的高龄被杖杀，负谤身死，令人扼腕唏嘘。《新唐书》本传评价他说：“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所在贿谢，畋游自肆，终以败云。”亦是警人之论。
三
李邕职守陈州前后不过三年时间（723年~726年），然而重大的人生变故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他的书法创作方向，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书法创作而言，开元十一年（723年）李邕在海州应淮阴县令张松质所请撰书的行书《娑罗树碑》，其用笔吸收了二王一脉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撅的笔势，笔力舒展遒劲，给人以险峭爽朗之感。整体风格畅达自然，流丽华美，一派明快俊逸之意，相较于他同时所书的《云麾将军碑》（720年），风格的清劲瘦硬、奇宕流畅，结体的纵长、顿挫起伏变化，可以说两者风格非常相近，整体感觉如出一辙。可是经过“陈州变故”之后，他的书法作品一改故态。如开元十五年（727年），他在钦州遵化县尉上，于正月廿五日游端州石室后所作楷书《端州石室记》，则笔力凝重，雄秀生威，俨然一派雄健肃穆之态。开元十八年（730年），他应潭州司马窦澄之请所撰行书《麓山寺碑》，则以楷行相结合，整体气势博大疏峻，风格雄健苍浑，尽脱秀润之气。老辣之笔、沉郁之气，读来一览无遗。明人王世贞认为此碑精妙之处在李邕的《云麾将军碑》之上。何绍基也对《云麾将军碑》和《麓山寺碑》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他认为：“《云麾》颇嫌多轻侻处，惟此碑沉着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此碑是最能体现“北海如象”的代表之作，这也说明李邕书法风格前后的明显变化。特别是于碑文后题署曰“前陈州刺史李邕文并书”。开元十九年（731年），他为庐山东林寺所书的行书《东林寺碑》，风格则较为恬淡平和、古雅劲秀，碑文后也题署为“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此时，李邕离开陈州已经五年，依旧题署“前陈州刺史”，可见“陈州变故”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非同一般的意义。时过境迁，李邕的书法风格已经洗脱早年骏发挺拔、爽利明快的书风，而以沉郁肃穆的面目示人，这一时期可以看出其作品风格由“秀”至“苍”，由“清劲”至“老辣”，由“轻侻”至“劲栗”的巨大变化。
四
李邕职守陈州期间，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提，在开元十四年（726年），二十六岁的李白从扬州而来，至陈州拜谒李邕。根据安琪、薛天纬的《李白年谱》记载：“由扬州西来，或经陈州。时李邕为陈州刺史。初谒李邕，当在此时。《上李邕》诗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显系青年时代之作。青年时代谒李邕，除此行外，别无可考。”通过后来李白所作的诗歌《上李邕》可以推测，此次相见两人应该是所谈不多，彼此都无好感，随即不欢而散。
有学者认为李白与李邕相见当在李邕担任渝州刺史期间（718年~720年）。其时李白并未出蜀，只在匡山读书，从赵蕤学习剑术，游学梓州，至开元十二年（724年）始出蜀，游峨眉，后买舟而下，初至渝州，彼时李邕已经在陈州任上。又有学者认为两人相见当在天宝五年（746年），于齐州历下亭与杜甫、高适同游，此说亦不可信。从李白诗中“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之语可知，李白此时已经四十五岁，不会再以“后生”自居。清人王琦也认为《上李邕》当为李白青年时期所作。此次相见，却是宾主尽欢而散，李白对李邕歌颂不已，并有诗颂之曰：“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极力赞扬李邕执政北海的德政教化之功。杜甫亦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二诗，高适作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同群公出猎海上》等诗，李邕亦留有《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诗。
综上所述，安琪、薛天纬所论李白与李邕于天宝十四年（726年）相见于陈州，当属可信之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笕久美子所作《李白年谱》亦说“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笕久美子认为在开元十四年的冬天，二人在陈州相见，但从时间上推断，彼时李邕正在牢狱之中，已经不可能见到。二人相见的时间当在公元726年春夏之际，才符合常理。但笕久美子所言公元726年二人见于陈州的论断，与安、薛两人观点基本相同。
李邕离开陈州一百二十三年后的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陈州人为李邕修建庙宇，特请李谦撰文，慕容镐书丹，刊刻了《唐淮阳太守李公庙记》（已佚），以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