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得国际劳动妇女节临近，花的香气在枝头蕴藏着，女人们网购的花裙子正在派送的路上，这个时候雪来了。那雪裹带一颗悖逆的心，本想瞒着世人，趁着夜色偷偷落下的，不料刚落地就被我发现了。那时我坐在被窝里赶稿子，听见窗外一阵响，初开始轻轻的，像一屋子蚕宝宝食桑叶，一片细碎的沙沙声。响声很快大起来，感觉是一群孩子往铁锅里撒大米粒，“哗哗哗”“唰唰唰”，那动静听起来急迫而兴奋。

我兴奋起来，爬起来冲向阳台，玻璃窗推开的一瞬间，有小东西跳起来击中了我的脸，凉凉地痛。把手臂伸向夜空，冰冰的小精灵在手心里蹦跳，只跳了两下就化掉了。可我还是看见了它们，知道它们的学名叫霰，我仍旧喜欢唤它们的小名——“雪珠子”或者“盐粒子”，听起来亲切而形象。我知道，霰是雪花的孩子，它们在前头跑，雪花紧跟着就来了。

果然，我拿手机一照，见雪花跟撕碎的白棉絮一样，一团一团地在空中飞。

雪使黑夜变得白亮，我在这个雪夜无眠。凌晨四点多，雪光引着我下了楼。楼前的灯光，受到白雪的压制，看起来有些忧伤。

雪辛劳了大半夜，把路面覆盖得严严实实，一眼望上去厚厚的、平平的，没有一丝印痕。的确，这个时辰连最爱早起的小麻雀都没有睡醒。我第一个踩上这么新的雪，每走一步，双臂和长发都要快乐地飞起来，雪和霰配合着我的欢愉，在脚下有节奏地打着拍子，“咯吱”“咯吱”“咯咯吱吱”。就这么一回头，我看见了自己的脚印，脚窝里似乎有光亮在扑闪。这一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黑衣女人，她袖着手、低着头、冒着雪向前走的样子，在我脑际越来越清晰，雪地上的那串脚窝，深深陷进我心里。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冬天，我有七八岁，跟随年迈的奶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我们的住处更偏，在村子的最西头，离村庄较远，离官路很近。官路两边的麦地旁，蹲卧着一个个灰黄色的麦秸垛，那是村人私有的燃料，还是冬日里家畜的粮草。

孤寡老人七奶奶，背着柳条筐给她的羊拽麦秸。她在垛上三拽两拽拽出来一个人，等那人站直了，把满头的麦秸捋掉了，才看清是个女人。七奶奶连呼带叫地把女人拽到了我家。

七奶奶、我奶奶，还有我，大小六只眼睛盯住那女人，犹如在冰冻的西洼里逮着一只野兔子，欣喜和新奇让我们目光灼灼。意外地，女人不同于受惊的兔子，她穿一身黑棉衣，平静地坐在凳子上，拿眼睛挨个儿扫摸我们老少三人。不到掌灯的时候，两位奶奶就把女人的事情问明白了。

女人三十九岁，娘家山西的，婆家是信阳的，她离家出走小半年了，走走停停就来到了这里。七奶奶问她：“是不是死了男人？”女人说：“不是。”我奶奶问她：“是不是没有孩子？”她说：“不是。”到底是什么要命的事，让女人丢下丈夫孩子四处游荡呢？

女人说：“孩子爹打我，往死里打。”她拨开头发让我们看，头盖骨下陷，一个圆圆的凹槽。

“拿锤子砸的。”女人说。

我吓得浑身发抖，慌忙躲在了奶奶身后。

七奶奶不认为女人做得对。她那死鬼丈夫打了她几十年，肋骨都打断了三根，十年前他临死前，还拿拐杖敲她的头。她没跑，也没死，硬是把那恶人熬死了，一个人把两个女儿养大嫁了人。

我奶奶二十九岁那年，我爷爷病逝了，她舍不得五个孩子，一辈子守着这个家，守了五十多年。

女人说，她不想被打死，她不想这样活。

于是，两位奶奶就张罗着，给女人找了个落脚的地方。这个男人是刘云她爸，刘云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家住在村子中间。刘云的妈妈得月子病死了，刘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家里负担重，七八年了，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进他家门。刘云爸见过那女人后，第二天就把她领回了家。

七奶奶那几天好像变得年轻了，她在我上学的途中，一路小跑追上我，说：“你问刘云没有啊，那女的住哪儿了？”她还催我到刘云家看看，瞧瞧那女人在刘家干什么。我没有串门的习惯，就爬上刘云家院墙外的那棵大桑树，躲在密匝匝的枝杈间偷偷观探。终于捕捉到了那女人的身影，她换了一件浅灰色的上衣，端着脸盆往堂屋里走，走到门里边停下了。我居高临下看得很清，见她慢慢地蹲下来，给刘云爸洗脚。

十多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和奶奶在西洼的土屋里，听见小雪珠子落地的声音，透过窗棂看见雪花飘下来了，大片大片地飞舞。

天刚亮，七奶奶踩着厚厚的积雪，一扭一扭地来到我家，她呼出的白气很浓，像是胸膛里着了火。她对我奶奶说：“她走了！刘家人天亮才发现。追的人看见了，雪地上一溜脚印子，往西走了，没找见人影儿。”

女人在我们村里没有留下什么，她脱下新外套，依旧穿着她那身黑棉衣走了，但她出村时的那串脚印留下了，长久地印在村人的记忆里。

有一天，我把刘云的话说给了奶奶，刘云说：“俺爸掐她了。”

我奶奶就对七奶奶说：“走吧，走了好。”我听不出她是说女人，还是说她自己。

几十年后，我站在凌晨的大雪里，重新审度当年黑衣女人选择的那条雪路，毕竟她上路了，出村了，抗争了，尽管一路雪痕孤冷、未来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