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足周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因肺病去世了。那时，我上面有一个姐姐，七岁；一个哥哥，四岁。
当我记事时，已是继父承担起了养育全家的责任。继父姓张，赤贫，唯一的资本就是年轻人的力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就到秣陵镇刚成立的搬运站，当了一名搬运工人。
父亲很高，瘦骨嶙峋的样子。他眼睛不太好，常常红红的、泪滋滋的，说是“风溜眼”，一见风就流泪。他经常滴一种叫“沃古淋”的眼药水，一个小玻璃瓶，粗的一头有一个带弹性的橡皮塞，可以挤压，这种眼药水早就没有卖的了。
对父亲最突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腰间常束着一条长长的蓝色粗布披单，还在腰间打个结，很像戏台上的装束。这披单是搬运工人的标志，也是父亲干活时必不可少的“劳保”用品。先说装卸吧，这是他们最基本的劳动。经常装卸的是粮食，一麻袋粮食二百多斤，他们把一麻袋一麻袋粮食扛到汽车上，或者从汽车上扛下来装进仓库。干活时，父亲先把披单解下，展开，有二尺多宽，搭上肩头，旁边有两个工人把一个麻袋放倒，各抓住麻袋两头的两个角，忽地一下抬起来，像荡秋千一样向斜上方甩去，顺势砸在微微弯着腰的父亲的肩上。这披单正好衬在麻袋和脖子之间。父亲在麻袋砸到肩上的瞬间，猛地挺直身子，一手叉着腰，一手空甩着，沿着搭在汽车帮上的翘板往上走。翘板在他脚下一起一伏很有韵律地晃悠着，像杂技表演一样好看。有时候，他们比赛力气，有的人还能再挟起一个麻袋。每当此时，我就感受到父亲的伟大、工人的伟大。
但是，还有比这更苦更累、干脆叫作“苦力”的活儿，就是出远门。在我们家乡，那个时候的长途运输，除了用少量的汽车外，主要还是靠搬运工人拉架车。装上十来个麻袋，大约一吨重的粮食，一步步拉到水寨或漯河。
每次出远门常是十几辆架车一起出发，一字排开，浩浩荡荡，颇为壮观。但是，这种出发时的风光很快就消失在艰苦跋涉的路途上了。脚下的路不是现在的柏油路，而是土路，坑坑洼洼。风来时，黄土弥漫；雨来时，泥泞不堪。我的父亲弯下腰，和地面几乎平行，两手攥着车把，肩上绷紧绳襻，那姿势就像拉纤的船工，又像如今常见的“拓荒牛”雕塑，艰难、坚韧地拼命向前，汗水擦也不擦滴答一路。渴了、饿了就停下车，喘口气，摘下挂在车把上的瓦罐，咕咚咕咚喝上几口水，然后打开“脚箱子”（工具箱），拿出干硬的凉馍，就着黑黑的、块状的咸菜，吃上一阵子。然后用披单擦擦嘴，再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又重复永远不变的姿态前行。
就是在这样的路途上，父亲经受了年复一年的雨雪风霜。所以，我很少见到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父亲归来时满身雪花，耳朵上挂一个雪花融化结成的冰凌，就像晶莹的耳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上去揪了父亲的耳朵。
但有一次父亲归来，就不是这样子了。他在路上爬一个坡，头部几乎触地的时候，勒在肩上、绷得正紧的绳襻突然断了，父亲猝不及防，一头栽倒在地，满脸是血。
父亲就这样拼尽全身的力气，甚至是付出血的代价，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日子越发艰难。因此，我没有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我记得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父亲居然给我买回来一个苹果大小叫作“毛蛋”的皮球，球面上布满黄绿色花纹，往地上一摔，跳得很高。这是我能记得的父亲给我的唯一的玩具。
我始终没有觉得父亲对我和对妹妹、弟弟有任何区别。为此，他自然也听到一些工友的劝说，甚至遭到嘲笑，说他傻，说他年纪轻轻何必去养活他姓子女，何必替一个不相干的男人尽父亲的责任。我没有亲耳听到父亲的回答，只听母亲说，他总是用一句话去应付人们的七嘴八舌，那就是：“做人得讲良心。”良心，是父亲懂得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也是父亲最看重的一个道理；良心，是他一生坚守的信念和行为准则；良心，是他一生勇气和毅力的来源；良心，是维持我们一家人不至于“散伙”的最强大的凝聚力。
父亲渐渐老了，该休息了，却又被疾病折磨，且一病未愈再添一病。
于是，我拉着架车，像他当年拉车一样，拉他到县城，把各个医院看了个遍，这是我同父亲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人们常说“血浓于水”，可是，我同样认为“情浓于水”，因为这情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培养出来的，这情是父亲对我们艰辛的养育之情。
有一年春节，父亲是在医院度过的。除夕，病房里冷冷清清。远远近近、断断续续的爆竹声更增添了病房里的凄清。然而，我和母亲依偎在父亲的床前，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馨。一个家庭的亲情，只有在灾难或特别贫困的岁月里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或许，父亲一生的累，在这温馨情浓的一刻都会被消除。
到了初夏，父亲的病终于治好了。可是因为这病，本来视力就弱的父亲，看东西更加模糊，于是，家里的小院子就成了他终日活动的天地。
早饭后，家里只剩父亲一人，他便搬个小椅子，倚墙而坐，一边晒太阳，一边拧开那个黄河牌收音机的旋钮，听戏曲或刘兰芳的评书。小院里，有优美的唱腔和悠悠然摇动的树枝陪伴他，间或有麻雀叽叽喳喳落满一院，蹦蹦跳跳在地上觅食。父亲一阵咳嗽，惊得麻雀扑棱棱飞去，不一阵儿又欢叫着飞回来。这样的日子，可真是“野鸟做伴，白云无语”，倒也有趣，只是时间一长，父亲也感到寂寞、单调、枯燥。于是，他便关了收音机，闭目养神。屋子里静极了，院子里也静极了，只有墙上的挂钟不紧不慢地滴滴答答地走着。
父亲终于日渐衰老，他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了。在墓地，我把一锹一锹的黄土撒向他的棺木，犹如撒在自己心上。
父亲已经故去三十多年。可是，父亲，你知道吗，每年的除夕之夜，窗外万家灯火、爆竹声声，整个小城都在狂欢的时候，我心中却尽是悲哀和思念。我似乎听到野外你那坟头上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声响，一如你生前的絮语。父亲，你过得好吗？摆在你枕头边的黄河牌收音机还会响吗？父亲，我好想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