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这张欠条上的‘大好’是谁”“你怎么会有这张欠条”“起诉金额怎么与欠条金额不一致”……近日，鹿邑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在开庭审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时，承办法官发出一连串疑问。

“‘大好’是我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某，这张欠条是公司成立之前产生的，当时李某拖欠姚某蔬菜款，写下了‘欠大好蔬菜款五万五千元整’的欠条。”作为原告的郑州某农产品公司代理人解释道。

“你看，这是李某给姚某还款的记录，目前还下欠2万多元。”该公司代理人向承办法官出示了还款记录。

“我确实欠钱了，但与这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李某反驳道。

“虽然以公司的名义起诉不合适，但姚某是可以要求你还款的。你们再重新打一场官司，白白浪费双方的时间和精力。”办案法官从法律规定、诉讼成本等方面与李某进行沟通。

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李某当庭向姚某支付1.9万元欠款，这起买卖合同纠纷圆满化解。

这时，参与调解案件的法官助理疑惑地问承办法官：“李某欠姚某的钱，公司来起诉，诉讼主体不适格，我们可以直接驳回起诉呀！”

“这样的话，这起案件虽然结了，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解开，后续还会有起诉、上诉、执行等环节，徒增当事人的诉累。”承办法官认真地说，“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提倡‘如我在诉’、能动履职理念，避免‘一案结多案生’，今天这起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明白了！”法官助理若有所思地说。（通讯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