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他是当地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袖，被国民党关进死牢。

他潜伏国民党军队20年，被军统及汤恩伯几次电令审查逮捕，命悬一线。

他在国民党军队建立秘密军官组织，领导一批将军和校尉。

他发展的地下共产党员分布十多个省市，有的进入国民党高层机要部门。

他向彭雪枫、董必武、陈毅、邓小平、刘伯承等汇报过重要情报。

他任中共周家口特别支部（简称周家口特支）负责人，到商水开展地下斗争，为我党周口隐蔽战线写下精彩一笔。

1948年4月，他执行重要任务途经太康时失踪，疑被反动武装杀害。

他失踪后，党组织及其战友多年寻找他的踪迹，一直未能如愿。

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传奇人物朱晦生。

干出惊天动地事

朱晦生，1903年出生于陕西朝邑县（后并入大荔县），自幼家境困难，当过放牛娃，做过学徒工。纵观朱晦生革命的一生，他在朝邑的时间并不长，却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21年，他在家乡教书，办起朝邑县第一所农民夜校，传播进步思想。

1927年1月，他和同乡徒步赶到西安，以朝邑县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结识了参会的一些共产党员。

3月，为发动农民运动，他在家乡成立朝邑县第一个村级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呼声响彻古老的黄土高原。

5月，朱晦生主持朝邑县历史上第一次万人群众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朱晦生演讲慷慨激昂，农民群众热血澎湃，地主豪绅惊慌失措。朱晦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人们给他起个绰号“挣破喉”。

6月，经人介绍，朱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陷入低潮，朱晦生暂避乡村教书。有一天，他被国民党朝邑县政府抓进大牢，理由是煽动学潮。在昏暗的死牢里，突然进来两个狱警，叫道：“拿上你的东西跟我们走。”朱晦生毫不胆怯地问：“这就要杀头？”狱警训斥：“别急，快了。”第二天，县长亲自审问，没有问出个究竟，就把他放了。原来，他被抓后，中共地下党员一直积极开展营救，朱晦生幸得死里逃生。

出狱后，乡亲们问他今后怎么办，他响亮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继续和敌人干。”

渴望找到“自家人”

白色恐怖下，陕西朝邑一带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朱晦生与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辗转他乡。1930年，他来到驻扎在山东的国民党第三路军当了一名文书。朱晦生文化功底深厚，当连部文书游刃有余。旅长看到朱晦生整理的材料井井有条，认为他是个人才，便把他调到旅部，提拔为准尉司书。

朱晦生平时工作尽心，上上下下关系处得很好。表面上看他的日子有滋有味，实则内心非常痛苦。他非常渴望能回到陕西老家与敌人真枪真刀斗争。他痛恨国民党的军队，却要在这里装模作样地做事。他这么做只为站稳脚跟、谋求晋升，以便日后利用军人身份为党工作。他暗中细心观察身边人，希望能发现自己的同志。他时常做这样的梦——党组织派人与他接头，两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可醒来后，眼前只剩一片黑暗。

失去组织的日子孤独难熬！1932年10月，他回到陕西朝邑，名为探亲，实为寻找党组织，却未能如愿，只得带着遗憾返回国民党军队。

1935年6月，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朱晦生的文章《我们应当学什么？》。该杂志社社长李公朴、主编艾思奇均为当时的左翼文化界名人。艾思奇以栏目主编身份，对朱晦生的问题作了系统回答。

朱晦生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尽快找到一些志同道合之士。1936年，在朱晦生组织下，第三路军青年军官中秘密成立进步组织“志宏坚拔”，寓意抗日之志宏大坚不可摧。这个组织很有吸引力，吸引了第三路军师、团、营各级爱国进步军官六七十人加入。西安事变后，“志宏坚拔”更名为“知行学会”。

参加秘密组织的军官中，朱晦生资历最浅、职务最低，但威信很高。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厚厚的镜片下，犀利的目光能够洞察时事大局。他待人热情，虽未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但思想觉悟、理论水平都很高。受他影响，军官们的认知水平不断提升。朱晦生利用这种方式传播革命的火种，不少知行学会会员陆续走上革命道路。

身边革命力量暗流涌动，朱晦生看到了希望。

向彭雪枫吐露心声

1937年6月，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来到济南，与部分知行学会会员见面。彭雪枫事先已了解到朱晦生的情况，走到他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在巧妙安排下，朱晦生与彭雪枫两人泛舟济南大明湖。平静的湖面上，朱晦生终于有机会向组织汇报几年来潜伏的情况，倾吐想要“回家”的心声。

彭雪枫深受感动，他看到了朱晦生的坚定与忠诚，叮嘱道：“把握好党的政策，利用现有的特殊岗位，取得别人替代不了的成绩。”听到彭雪枫的鼓励，朱晦生更加激动，说：“听君一席话，解我十年愁。”

彭雪枫离开济南后，始终关心知行学会及朱晦生的工作，很快又派张震前来指导。张震时任彭雪枫的助手，他见到朱晦生后，两人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张震离开济南时，知行学会准备了一些水果和香烟，请他转交给延安的毛泽东主席。多年后，张震回忆此次会面时仍印象深刻，称朱晦生“抗日斗志激昂，谈笑自如”。

“我终于回家了”

1938年初，朱晦生请假回到家乡，名义上是探亲，实为恢复党组织关系。他和妻子王奋生来到陕西泾阳，参加我党举办的战时青年训练班。培训结束后，朱晦生几经周折与家乡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填写党员登记表。党组织经过慎重考察，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朱晦生激动地说：“我终于回家了。”

另一件让朱晦生高兴的事，是妻子王奋生也加入了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朝邑县第一任妇女委员。她自豪地对朱晦生说：“我们有一个革命家庭了。”

暗中帮助新四军

1938年10月，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率部驻防河南。经知行学会会员极力保荐，朱晦生担任孙桐萱的中校随从秘书。这一身份成为朱晦生从事隐蔽工作的“护身符”。在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孙桐萱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国共合作。朱晦生成为孙桐萱身边最红的人，得以接触许多机密。

党组织时刻关注着朱晦生。不久，新四军游击支队民运科科长方中铎带来彭雪枫的口信：希望朱晦生慎重机智地掌握国民党军队动向，迎接将来的斗争。朱晦生将彭雪枫的嘱托视为上级指示，牢记于心。方中铎还肩负为游击支队筹办棉衣的任务，经朱晦生与孙桐萱沟通协调，最终获得大力支持，为游击支队解决了一个团过冬所需的服装。

一段时间后，朱晦生又迎来一位客人——新四军游击支队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当时，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经费极度匮乏，他甚至卖掉自己的坐骑以应急需。彭雪枫派刘贯一来到孙桐萱部募捐。能为新四军做事，正是朱晦生日思夜想的。经他积极联络，孙桐萱会见刘贯一，并拿出5000元相助。同时，朱晦生以知行学会的名义，支援新四军游击支队200多条枪、2万多发子弹。看到送往新四军部队的服装、枪弹，朱晦生暗自高兴，他恨不得亲自押送这些物资到根据地，再次当面聆听彭雪枫的教诲。但这些想法，他只能暂时埋在心底。

危机四伏过险关

在国民党部队潜伏，危机重重，尽管朱晦生行事十分谨慎，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驻洛阳的国民党第一战区特务头子以“通共”为由，命令孙桐萱交出朱晦生。孙桐萱生气地回绝：“他若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的头儿。”孙桐萱以性命担保，助朱晦生躲过一劫。

更大的危险接踵而至。1941年5月，朱晦生随孙桐萱去重庆面见蒋介石。随行的译电员收到反共顽固派汤恩伯的密电：“朱晦生有共产党嫌疑，立即押解我部。”译电员与朱晦生关系较好，偷偷将密电递给他看，劝道：“你还是赶快走吧。”朱晦生思考再三，认定自己没有暴露，便拿着密电径直来到孙桐萱办公室。孙桐萱素来看不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对朱晦生说：“我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对我忠诚，我就相信你。”

从重庆回到郑州后，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电告孙桐萱，要求彻查朱晦生“通共”嫌疑并回复。经孙桐萱周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战斗在虎穴，随时都有掉头的可能。朱晦生对地下党的同志说：“我们要时刻准备头上穿个窟窿，如果能那样死，是最痛快的。”他不怕死， 怕的是一旦哪个环节有了疏漏，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成立周家口特支

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孙桐萱派人到豫皖苏边区打探新四军彭雪枫部的活动情况。朱晦生设计让身边的地下党员田瑞珍参与此事，果然得到孙桐萱应允。田瑞珍借机来到涡阳新四军驻地，见到彭雪枫等首长，汇报了朱晦生及国民党第三集团军的统战工作。彭雪枫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并特意让田瑞珍给朱晦生捎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在根据地等着你。”

根据形势的发展，1941年春，新四军批准在周家口成立中共特别支部，许天民任书记，朱晦生任副书记。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中的进步力量和搜集军事情报。此后，朱晦生便将敌军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通过特别支部的交通员源源不断地送到新四军手中。

重庆密会董必武

1943年3月，因一贯倾向联共抗日，孙桐萱被解职，之后第三集团军撤销。朱晦生借到重庆探望孙桐萱之名，秘密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向董必武汇报工作。董必武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朱晦生回到河南后，向特别支部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大家坚定了长期战斗的信心。

朱晦生所在的第三集团军总部撤销后，他的秘书身份也随之不存在。为继续开展工作，他必须寻找一个合理的新身份。思量再三，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与汤恩伯“走险棋”

汤恩伯举办一个将校训练班，学员从原第三集团军总部军官中严格审查后挑选。朱晦生决定申请进入训练班。朱晦生难道忘记汤恩伯曾对他发出过逮捕令吗？

这步棋太险了！朱晦生这个名字，深深印在了汤恩伯的脑子里，若不是孙桐萱一次次阻拦，朱晦生早已成为阶下囚了。特别是支部书记许天民反对朱晦生冒这个险。

朱晦生反复斟酌，设想了种种后果，果断地说：“冒这个险还是值得的！”他对许天民解释道：“我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度过15个春秋，不仅有了职务和身份，更重要的是有了比较系统的关系网，有一大批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如果仅仅由于目前的危险，放弃多年心血积攒下来的优势，将来我会后悔的，甚至会后悔一辈子！”

看到许天民仍忧心忡忡，朱晦生补充道：“你放心吧，我不是一时冲动来冒这个险的。汤恩伯不是怀疑我是共产党吗，现在我自己送上门来了。依照常理来想，有这么傻的共产党吗？”

朱晦生的大智大勇，终使汤恩伯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他顺利进入将校训练班，有了隐蔽工作的新阵地。之后，朱晦生先后任国民党军统特务部门的中校副组长、中校军需主任，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和活动经费。

“盆尧夜话”见忠诚

1944年5月一个深夜，周家口特别支部在沈丘县城南盆尧村同德中学秘密举行会议，为两名同志举行入党仪式。为了使新党员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朱晦生把党章的要点用铅笔抄写在纸上，让在场的同志传阅。大家记熟后，立即烧掉。

难得大家相聚，支部书记许天民提议开展“盆尧夜话”。许天民说：“晦生同志是大家的榜样，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坚持了15年。如果没有忠诚，哪能走到今天！”朱晦生自我勉励，同时也是对大家的要求：“无论所处的环境多么艰苦、多么危险，无论国民党给你升多大的官，都要记住，我们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此期间，朱晦生还发展了多位国民党进步军官入党，这些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完成陈毅交付任务

1945年9月，国民党40万军队向华东解放区推进，企图打通津浦路。党中央指示发动津浦路战役，成立津浦路前线指挥部，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司令员。

一天，朱晦生见到一位地下交通员，收到了陈毅军长要求迅速提供情报的重要指令。朱晦生秘密来到新四军军部，面见陈毅军长。朱晦生的组织关系隶属新四军系统，此前多次向新四军提供情报，但这次是他第一次见到新四军的最高首长。陈毅首先向隐蔽战线的同志问好，随后要求朱晦生直接汇报。为确保战役胜利，陈毅要求他设法获取敌军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的机密文件。

朱晦生返回国民党部队后，与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孟庆元同志取得联系，二人设法获取了敌97军连以上部队驻地、工事、火力配置、地图、密码本等全套机密文件。

面对这么多情报，两人还来不及高兴，又犯了难：没有相机拍照，也来不及抄写，怎么办？孟庆元拉开窗帘，见天色已泛白，果断而坚定地对朱晦生说：“来不及了，你就把这套文件原封不动带走，交给陈军长吧。”

“这样太危险！绝密文件用后是要回收的啊，你拿什么应对？”朱晦生十分担忧地说。

“顾不上那么多了。如果国民党要收缴这套文件，我找借口拖延一段时间，避免被马上发现，影响作战部署。”孟庆元故作轻松地说。

情况紧急，朱晦生与孟庆元匆匆告别，星夜赶赴新四军军部，将一整套情报完整地交给了指挥部。陈毅再次听取了朱晦生的汇报，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

战斗打响后，新四军全线反击，津浦路战役歼敌2万多人。看到敌人大败，朱晦生和孟庆元暗自高兴了许久。

获得邓小平表扬

不久，国民党整编军队，朱晦生被编入国民党军官总队。这段时间，他表面上是等候安置的军官，定期领饷，逍遥自在；实则作为我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整日不得片刻清闲。他利用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往返于郑州、开封、商丘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建立联络网，为后续战斗作准备。

1946年1月，周家口特别支部结束工作，徐州工作委员会成立，许天民任书记，朱晦生任副书记，受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4月，我党华中分局决定成立汴郑工委，朱晦生任军事工作部部长。

当时，豫皖苏地区已进入战争状态，朱晦生前往华东传递情报十分不便，组织上建议他去晋冀鲁豫中央局汇报。通过秘密渠道，朱晦生来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用了一天半时间，详细汇报了30余名秘密党员、30余个发展联络重点对象等情况，这些信息都精准记在朱晦生的脑海中。汇报结束后，中央局领导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接见朱晦生，肯定了他这些年的工作，赞扬他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首长亲切的话语让朱晦生有些不好意思了。

为刘伯承送密信

汴郑工委的兵运工作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瓦解和情报搜集，重点争取对象是国民党第68军。该军军长刘汝珍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曾是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党十分重视对刘汝珍部的争取工作。1946年夏，听取朱晦生的建议，刘伯承亲自写信给刘汝珍，并托朱晦生转交。

朱晦生持信见刘汝珍时，刘对其身份表示怀疑：“你怎么会有刘伯承的信？”“我是被共军释放回来的。共军作登记时，得知我的身份。临回来时，他们让我把信带回来。”朱晦生的回答滴水不漏，刘汝珍没有再追究下去。

当时确有很多国民党官兵被俘，朱晦生前不久曾被“俘虏”，又被“释放”回来。刘汝珍接到信后虽持观望态度，但也表示愿意与共产党交朋友。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蒋介石密令刘汝珍扒开黄河堤，水淹解放区军民。经汴郑工委及时劝阻，刘汝珍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卧底商水立奇功

1947年8月，党组织派朱晦生到商水县筹建工作委员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商水县秘书兼民运科长。当时的县长李景和曾是冯玉祥的随从副官，20多年前加入共产党，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有李景和的支持，朱晦生发展进步势力，很快掌控了县政府、警察局和武装大队等重要部门。

一天，朱晦生秘密接到豫皖苏军区交来的一项紧急任务：刘邓部队需从李埠口渡沙河，希望地方党组织配合解决渡船问题。对朱晦生来说，找几条船是小菜一碟，但要把船交给解放军，又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是个难题。

朱晦生灵机一动，从县保安队带了几个人到李埠口装模作样地巡视一番。他告诉联保主任，河面上的船四处分散，容易遭土匪抢掠。很快，20多条船被集中至渡口。几天后，这些船助刘邓大军顺利渡过沙河。

不久，豫皖苏军区又交给朱晦生一项重要任务——摸清周家口敌情。朱晦生和李县长三次去看望周家口驻军。自负的敌军官为了炫耀实力，亲自领着朱晦生等人参观工事构筑和军事设施等。返回商水，朱晦生立刻凭记忆绘制周家口防御图，标注明碉暗堡、炮兵阵地、机枪掩体等位置，连夜送往豫皖苏军区。

周家口攻坚战进行顺利，敌人可能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精心构筑的周家口城防为何不堪一击。

同一天，豫皖苏军区部队一枪未发进入商水县城。看到李景和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街上，商水百姓恍然大悟，惊呼：“原来李县长也是共产党啊！”而朱晦生此时已悄然离开了商水。

朱晦生去了哪里

朱晦生去了哪里？他继续从事隐蔽工作，奔走在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搜集军事情报，瓦解国民党军队。

1948年春节前夕，朱晦生两次到豫皖苏军区汇报工作。军区机关驻在沈丘，从这里返回敌占区需经过太康、杞县。这一带是敌我交错的黄泛区，国民党反动地主与土匪武装活动猖狂。共产党的县大队和民兵，甚至豫皖苏军区的小股部队，时常遭到土顽袭击。太康县盘踞着以郭馨坡为首的大股土顽，其被称为“杀人魔王”。不少人不止一次提醒朱晦生：出门一定要小心。

4月，朱晦生再次到豫皖苏军区汇报工作，返回时，军区政治部主任提出派通信员护送。朱晦生说：“不用了，我一人来往方便，别让战士们忙活了！”说完，朱晦生消失在大雾中。

此后，军区通过多种渠道均无法联络朱晦生，大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军区首长立即派出多批侦察员，沿着朱晦生可能行经的路线搜寻，却一无所获。

豫皖苏军区首长召开分析会，众人探讨了各种可能性。虽不愿接受，但最可能的推测是：朱晦生遭土匪郭馨坡部杀害。

朱晦生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事业即将迎来曙光，他却倒在了黎明前夕。

多方寻找朱晦生

朱晦生失踪后30多年间，党和人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1981年，朱晦生被追授“革命烈士”称号。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相聚郑州，参加解放战争时期汴郑工委部分老战士座谈会。回忆起汴郑工委，想起朱晦生，这些曾经与他并肩战斗的老同志心情沉重。他们联名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建议书，建议书中写道：“1946年成立的汴郑工委，委员朱晦生同志是我党的老同志……对革命事业作出较大贡献。1948年春由周口去商丘途中失踪，据传在太康境内被土顽杀害，而尸体至今未找到……建议指派专人，继续寻找其尸骨，俟找到后，将其骨灰迎入烈士陵园。”

寻找朱晦生是战友们的共同心愿。然而，岁月流逝，他们相继离世，心愿终成遗愿。

20世纪80年代，河南党史部门编纂《中共河南党史人物传》，朱晦生被列入名单。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郭晓平承担撰写任务，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投寄上百封约访信，走访多地，访问多人，得到许多关于朱晦生的第一手资料。

1988年，《中共河南党史人物传》第三卷出版，郭晓平撰写的《朱晦生》一文收录其中，朱晦生的事迹第一次呈现在大众眼前。

2015年，郭晓平所著《寻找朱晦生》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部37万字的人物传记，真实地记述了朱晦生曲折的一生与悲壮事迹，字里行间饱含后人对隐蔽战线英雄的无限敬仰与永恒追思。

英雄不会被忘记。《寻找朱晦生》出版10年来，作者郭晓平心中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寻找朱晦生”，并且一直在努力。直到本文刊发前，他仍然表示：“要对烈士负责，给烈士后人一个交代。”

朱晦生，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他曾在周口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大智大勇，出生入死，于无声处建奇功，为周口革命史写下光彩的一笔。他战斗在周口，牺牲在周口，周口人民不会忘记他。谨以此文向朱晦生致以崇高敬意。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寻找朱晦生》（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河南党史人物传》（河南人民出版社）第三卷《朱晦生》一文；河南省委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党史专家郭晓平给予大力帮助。——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