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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锦春 付永奇
核心阅读：
1935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出版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获得茅盾等人的好评。
1940年冬，在周恩来关心帮助下，奔赴延安。
1942年，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有幸聆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小规模的接见与合影。
1947年，作为随军记者，参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写下《挺进大别山》等战地名篇。
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并用相机记录那一伟大时刻。
1978年后，担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小组党组成员。
我们叹服她的革命经历，折服于她的雄文大作。她的身世更让我们倍感亲切——她是周口人，她出生在千年古县太康。
在历史悠久、文脉悠长的周口，在众多周口文化人物中，曾克无疑是高举大旗走在前列的。
有点遗憾的是，许多周口人至今并不知道曾克，不知道她还是“著名”的周口老乡。
“饥饿干渴”的童年
1917年，曾克出生于周口市太康县。太爷爷、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中过秀才，以私塾教学为业。1919年，她的父亲曾次亮考入国立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曾克的长辈多是学有所成的读书人，家庭书香缕缕，她的童年生活应该无忧无虑吧？其实不然。她曾回忆说，她的童年是饥饿的。
在她出生时，曾家已从书香世家沦落为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次亮长年在外谋生，一家人缺少经济来源，缺吃少穿。父亲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虽然没有给女儿提供较好的生活，却为女儿解除了封建枷锁——不准家人给女儿缠足、穿耳、说婆家。
5岁时，曾克进入母亲武翠莲创办的私立小学读书。曾克从小就爱书，家里有一本母亲用来教识字的课本，被翻得破烂不堪。曾克印象最深的是书上有“人、手、足、刀、尺”几个字，这或许是她最早的启蒙读物。家里还有一本厚书——祖母、母亲和自己都读不懂的《圣经》。幼小的曾克收拾碎头发换糖人，捡麦穗换几个铜钱。她把这些积存到礼拜天或圣诞节，拿出来捐给外国传教士，得到几张圣经故事画片。不过，曾克并不喜欢，也看不懂这些。曾克回忆说：“生活和我那幼稚的灵魂仍是饥饿的、干渴的。”
1926年，父亲曾次亮在开封找到工作。这年春天，9岁的曾克随父母、祖母和两个妹妹，坐着独轮车离开太康县城，带着豫东平原的贫困和乡土气息，前往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
文学之路在此起步
从1926年到1936年，曾克在开封生活了整整十年。这里给她留下最清晰、最深厚、最宝贵的记忆。她的文学之路在此起步，革命征程也从这里扬帆。
相较于童年灵魂上的饥渴，来到开封后，曾克对知识的汲取达到“狼吞虎咽”的地步。父亲曾次亮在开封著名的北仓女子中学（今河南大学附属中学前身）担任史地教师。父亲是个“书呆子”，爱书如命，家里有整套的《万有文库》《国学丛书》，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杂志，父亲的卧室兼书房里，满桌、满床都是书，只差没有把他埋起来。
当时曾克一家六口人，她和妹妹上学、吃饭穿衣、看病等都靠父亲微薄的薪水。可是，父亲几乎把每个月一半的薪水用来买书。家里经常米净面空，缺盐少柴。一家人终日为养家糊口而挣扎。奶奶和母亲流着泪埋怨父亲，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喝几天面糊没意见。”
在这样窘迫的日子里，曾克却找到快乐。她常常溜进父亲的书房，从小山似的书堆里，找到自己的心爱。
从此，她开始接触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书，像带有吸盘一样，紧紧吸住了曾克那年少的心。有的书是文言文，她并不能全懂，可其中形象细致的描写、生动的情节，特别是女主人公们的不幸命运，仍让她如痴如醉，常常为书中人物流泪。她看到了人间的不平，心灵深处埋下爱恨与善恶的种子。
点燃心中爱国火花
开封十年，曾克在北仓女子小学、中学学习生活9年，读完高小读高中。北仓女子中学是河南创办最早的女子中学，也是河南省最早的革命摇篮。该校创办人和历任老师绝大多数是爱国民主人士，又是具有真才实学的教育家，如冯友兰、嵇文甫、楚图南、谢瑞阶、曾次亮等。曾克回忆说：“北仓中学是一个地火的储备库，是培养革命力量的大课堂。”从1925年起，就有共产党员在校任教。1933年到1937年间，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相继不断，直接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领导学生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革命的“地火”不断燃烧。年少的曾克敏锐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力量。有段时间，她发现父亲的口袋里装着欢迎北伐军的小旗、传单，父亲的谈话声爽朗起来，仿佛升起希望之光。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家里，深长地喘息，有时捶胸顿足，像是要掀掉身上的大石板一样。全家人都以为他得了神经病。有点反常的是，他不再买书了，可是拿回家的钱并不比过去多。有一天，一个同班的大姐姐把曾克堵在厕所里，悄悄地说：“小曾，我看你爹就是革命党，要不，他能给往外跑的学生拿路费？”
曾克明白了，几个月来父亲“薪水减少”的谜团解开了。曾克回到家宽慰奶奶和母亲：“爸爸没拿回的薪水是接济了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啦。”
几十年后，一家人才知道真相——1926年9月，曾次亮拿出工资，资助学生危拱之等赴武汉投考革命军校。危拱之后来成了河南妇女革命的先驱。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怒潮，也点燃了曾克心中的“星星火花”。1934年春天，曾克开始接触俄国十月革命事迹，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以及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听闻老师讲述普罗米修斯盗火牺牲的故事后，她心中迸发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卖国贼的仇恨。她和四位同学在笔记本上、小纸片上书写绘画，悄悄地贴在学校壁报栏内，抒发自己的爱和恨。
创办壁报 卧轨请愿
有一段时间，曾克等人常在夜深人静时爬起来，躲在厕所里，利用两个蹲坑中间那盏微弱的小油灯写画。后来，她们不约而同在学校后院煤仓里聚合。五人约定，要以一己之力，成为“人间光明的火种”。
五人不约而同地举起拳头，小声地喊着：“我们一起干吧，用我们的纸和我们的五只手，把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把我们不解的问题提出来，把我们知道的告诉大家！”
她们将壁报的名字定为《五只手》，在报头还幼稚地画上五只手，每只手举一个武器：镰刀、斧头、刀、剑和笔。煤仓就成了她们的编辑部。多少个午夜三更，小油灯伴着她们，直到黎明。趁着启明星升起，《五只手》被贴在了图书馆门前槐荫下的壁报栏内。它存在的时间有时仅像流星那么一闪，但，它总是要点燃起星星火花的。
《五只手》成为曾克较早发表革命文艺作品的阵地，散发着抗争的气息、青春的热血。
1935年12月，为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曾克参加开封的大中学生罢课、请愿运动。她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编印传单，办壁报，写宣传诗，高呼“华北危急！中国危急！”她参加卧轨请愿，坚持四天四夜，致使火车中断一百多个小时。曾克的父母成为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
在开封街头，曾克主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她完全沉浸在角色中，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时局的无奈，多种情绪瞬间迸发了。演至动情处，她擦着眼泪，扑向用皮鞭抽打她的老人怀中。她的动情演绎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浪如雷，此起彼伏，演出不得不暂时停止。多年后，曾克的妹妹回忆说，看到姐姐等人的演出，一颗火种在心中埋下，自己仿佛一下子长大了。
此时的开封铁塔、龙亭等，在曾克眼中已不再是名胜古迹，而变成了她和同学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接头、聚会隐蔽掩护场所。她们有时故意泛舟人少的潘家湖，有时爬上高达十三层的铁塔顶去座谈，有时到鼓楼下看杀“土匪”的布告，从中探寻牺牲烈士的名字，有时还去龙亭后面悄悄为收敛烈士遗体的亲属流泪。
1936年早春，曾克因为参加卧轨运动及其他抗日救亡运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曾克不得不离开开封。在老师的引荐下，她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幼儿园做保教员。
曾克后来回忆说，在开封十年期间，她对社会、历史、阶级斗争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献身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
以笔为枪 初上前线
1936年，曾克来到上海。虽说是为了避难谋生，她的爱国激情却持续高涨。她参加了一个青年进步社团，第一次听到著名学者艾思奇讲解《大众哲学》。曾克还读到《西行漫记》一书，对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进一步认识。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曾克宁愿被扣发工资，也毅然加入到为鲁迅先生送葬的队伍中。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曾克从上海回到开封，将一年多来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而燃起的抗日心火带回河南。她在河南大学借读，投身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学生演剧队，创办救亡刊物。
在地下党介绍下，曾克进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年仅20岁的曾克，穿梭在连天的炮火中，勇敢年轻的身影为残酷的战场增添一丝光亮。
在安阳汤阴火线，曾克住在没有逃走的老百姓家里。她把自己并不充裕的食物分给李老太太，又警觉地发现老太太的儿子是汉奸密探，随即把他绳之以法。
在春节前一天，她看到全村妇女倾其所有也要让战士们吃一碗饺子。当全村人把饺子送到前线阵地时，炮火袭来，一位十七八岁的战士中弹倒地，口袋里露出一个被咬了一口的饺子。
她和几个同事化装来到日军占领的安阳城，侦察敌情，设计除死了一个日军军官。
……
几个月后，曾克离开战场，来到武汉。她把这段战火中的经历写成《在汤阴火线》。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著名作家茅盾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
不久，曾克又创作了一部七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这部纪实作品是她跟随部队辗转河南战区十几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普通民众，还有乡镇、矿山，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著名作家高长虹在评价曾克的《在战斗中》等作品时，称作者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个。他说：“我看到这些作品，觉得很惊奇，出乎意料地，这沙漠中的绿洲，却像是天生下来叫她写作的。”
《在汤阴火线》是曾克的报告文学处女作，出版后得到茅盾、高长虹等人的大力支持，并亲自著文推介，对宣传全民族抗战、反对投降产生了好的影响。
曾克初出茅庐便以笔为枪，真实记录了抵御外敌的苦难与辉煌，作品承载着民族的红色记忆。
周恩来帮助去延安
1939年，曾克来到重庆，一度找不到工作，一些进步书刊被查封，她的作品无处发表，终日“贫困交加，濒临在死亡线上”。
1940年开春，在各方友人的帮助下，曾克在一家私立学校担任老师和管理员。当时，曾克连一套简单的被褥都没有。著名作家老舍特意送来一床半旧的俄国毛毯。曾克执意不收，老舍生气了，眼圈发红，一句话也没有说，把毛毯留在椅子上就走了。
刚刚有了工作，一个学期没过完，日寇飞机轰炸重庆，曾克任教的学校落下炸弹，宿舍被炸塌。毛毯被埋入瓦砾中，半个月后才被扒出。学校无法上课，曾克又失业了。
茫然无助之际，曾克从不同渠道听说周恩来时刻都在关心进步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了解和熟悉很多人的生活和政治情况，帮助愿意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去的人。
曾克非常向往延安，但是仅仅通过抗日救亡组织负责同志的介绍，周恩来并不认识她，去延安的愿望能实现吗？曾克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9月的一天傍晚，她刚刚赶回借住的小屋，吹熄小油灯，忽然响起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的几下敲门声，她立即开门。悄悄进来的正是那位救亡组织的负责人，他没有等曾克说话，便故意高声大嗓地说：“医院通知你有床位了，现在你要马上去。”
曾克明白了他的话意，一言未发，立即出了门。一路上两人相距很远，各走各的，似不相识。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人告诉曾克：“你已经被国民党的特务鹰犬盯上了，周副主席要我负责帮助你即刻甩掉尾巴。他从敌人文化特务的黑名单上发现了你的名字！”
曾克惊呆了。这不是慑于敌人的迫害，也不是庆幸自己的脱险，而是因为一个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步入险境的孩子，突然扑进了“母亲”——党的温暖怀抱。她实在没有想到周恩来能够这样细心地关怀她这个并未见过面的青年！
两天后，曾克得到了启程的通知。临行之前，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周恩来说：“我看你太瘦了！肯定是吃不饱饭吧！不要紧，到延安去，咱们边区的小米一定能把你吃胖的。”曾克的眼泪夺眶而出！
接着，周恩来不惜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对曾克谆谆教导：一个革命青年，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出的道路，和工农相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长期参加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要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珍贵的教导奠定了曾克革命思想的根基，让她牢记终生。
奔向“母亲”的怀抱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抗战时期，那里为无数热血青年向往。从重庆到延安，要穿过国民党几千公里的封锁线，当时，曾克已怀有身孕，困难可想而知。
曾克一出发，就患上恶性菌痢，险些流产，生命一度垂危。延安如同一座灯塔，给了她坚持的力量。路上，她又接受组织安排，带着两个来自泰国的青年华侨一同前往。
曾克一行通过关系坐上一辆国民党发往大西北的货车。司机名为到大西北运送苏联援华抗战轮胎，实为走私发国难财。汽车在宝成公路上老牛似的爬行两个月。一路上，司机天天想法敲竹杠要钱，稍有不满足，就故意以抛锚野外或送检查站相威胁。一行人随身带的值钱的东西，慢慢都变卖了。两个华侨最后把包在牙上的金牙套也变卖了。一路上千难万险，没有动摇曾克等人的信念。她们相互鼓励：“我们是朝圣者，不到延安誓不罢休！”
12月中旬，曾克一行终于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即便来到这里，仍有危险。办事处的领导再三叮嘱安排，出门买东西就可能被国民党抓进集中营，门口的小贩不少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
稍作停留，曾克又乘上八路军的军车行驶在黄土高原。终于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到达延安，投入期盼已久的“母亲”的怀抱。
感受“母亲”的温暖
一踏上延安的黄土地，曾克就感觉到了自由的空气、母亲般的温暖。
刚到延安的一个傍晚，她从杨家岭的窑洞跑去延河边打算洗一下旅程风尘。走下大半山坡时，她突然看到河边有一个人。曾克竟愣住了，这不就是阔别六年、杳无音信的柯仲平老师？在开封北仓中学，柯仲平向学生讲述的许多爱国思想、革命道理，在曾克年少的心灵里打下深刻的烙印。
柯仲平也认出曾克，他紧紧地抓住曾克的手。师生之间相互简单介绍了情况，当他知道曾克也已经成为一个青年文艺战士时，特别激动。他们缓缓走上山坡，柯仲平对曾克说：“现在我们可以高声歌唱了，我们要为劳动人民唱出最强音。”
曾克初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工作。丁玲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副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曾克走进杨家岭的窑洞，还没抖掉满身尘土，一个身材不高的女同志第一个来看她们。她八角军帽下露出短发，灰色棉军装上身扎着腰带，下身打着绑腿，同延安女同志一个模样。曾克没有想到，站在面前的就是她多年敬仰的丁玲，她惊呆了。
当年曾克在开封读书时，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梦珂》等作品，就给了她启蒙和鼓舞。丁玲被逮捕失去自由时，曾克还为她担心流泪，在自己创办的《五只手》壁报上，发出过微弱的抗议和声援。
丁玲看着新来的人，眼光最后落在曾克的身上。生活经验丰富、反应敏锐的丁玲又从上到下看了曾克一遍，发现曾克怀了孕，靠近一些悄悄地说：“还不好意思啊！放心吧，延安的小米会把你和小宝宝养得红红胖胖的！”说完，又仔细询问她的身体、预产期等，临离开窑洞时还嘱咐她不要为怀孕背包袱，要抓住产前时间工作、学习，习惯新的生活。从此，曾克和丁玲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后来，文抗搬到兰家坪，她们同住在一排窑洞，在同一个党支部学习。
20世纪80年代，曾克撰文回忆当初见丁玲时的情形，“她一直微笑着，笑得那么甜美，好像悄悄告诉我，在延安，生活是幸福如意的”。
1941年6月，曾克的大儿子出生。护士把婴儿刚一抱出来，文抗的党支部书记郑文和秘书长吴伯箫就代表组织前来祝贺。二人拿出30个鸡蛋、2斤红糖，并说：“这是胡乔木代表中宣部给你送来的，让你好好过月子。”寥寥几句话，曾克听起来重有千钧。这里饱含着党对文化战士的关怀，也是“母亲”对女儿的深情。
30个鸡蛋、2斤红糖，一份厚重的礼物。曾克知道，当时在延安，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让每天供应他们一个鸡蛋。曾克不肯收下这些，前来慰问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曾克不得不收下这份厚礼，她随即把鸡蛋和糖交给护士，劳其帮忙煮好分给其他产妇同吃，将“母亲”的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