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偶见庆《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启事。庆创刊，当然离不开创刊的人，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周口日报》初创时期带领我们日夜苦干的祝总编，尽管我们都已退休多年。

祝总编大名祝培星，虽称其为总编，其实他只是副总编。周口日报社领导走了一任又一任，唯有他坚守不出，干到退休。

我是在周口日报社成立的第二年被招进去的。当初的办公地点在六一路红杏影院内，后来又搬到七一路新建的办公楼。在这栋办公楼里，我和祝总编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且是斜对面，中间只隔一走廊。这样一来，我俩便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时出报纸不像现在网络化、数字化，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如改稿、定稿、画版、定版，都在纸上进行，导致程序多、跑腿多。每当祝总编带班的时候，若轮到我值班，不需电话，他在办公室一声喝，我立马到。这样，就会不断地听到祝总编的声音：“钟祥，拿稿来！”“钟祥，送版去！”他嗓门洪亮，声震屋瓦，余音绕梁。一听到喊声，我就会三步并作两步，去他办公室拿稿、拿版。当时我想：这样呼来唤去、咋咋呼呼的，哪像在出神圣的报纸，简直是在开店，他是掌柜的，我成了跑堂的店小二。

祝总编不但对我“声控”指挥，对其他邻近的编辑、记者也是如此这般，因此整个二层楼不时回荡着祝总编那引车卖浆般的吆喝声。后来，我对这声音由反感到适应，再由适应到喜欢，且喜欢得一日不听就不自在。有一天中午11点了，未听其声音传出，整个二楼办公区一片死寂，了无生机；我也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这时，楼道里突然一声吼：“赵XX拿版来！”祝总编的声音犹如冲锋号，我听了一激灵，来了精神——竟然慢慢地对此声音产生了依赖。接着，二楼恢复了生机：祝总编的喊声、同事们的应答声、匆忙的脚步声、“嘭嘭”的关门声，一派热闹的景象。其他的不说，仅祝总编的高音亮嗓便足以鼓动三军士气！

祝总编常说的一句话是：“咱都是吃这张小报的，可要好好地弄啊！”意思是，这张报纸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弄不好，饭碗就砸了。如古语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祝总编为了工作，除了吃饭，很少回家。后来，他干脆买了一张床，住进了办公室。见此情景，我为他作了一首打油诗：“祝总工作实在狂，办公室里铺大床。朝朝暮暮恋版面，直把报纸作新娘。”同事们也仿着“拼命三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培星一郎”。

祝总编的办公室对面是洗手间，可以冲澡、洗衣，每到天热时，就经常见他来往于办公室与洗手间，洗头、洗衣。他上穿大汗衫，下着大裤衩，脚趿拉大拖鞋，手拿芭蕉扇，走起路来左右摇晃，远看像一位行者，近看像一个杀猪的。祝总编如此不修边幅、素面朝天，其人也豪爽洒脱、襟怀坦荡、心无芥蒂，实乃性情中人。

祝总编虽在生活中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然在工作中是极认真的，一丝不苟。谁若有了错误，他会严厉地批评，不留情面，但你若给他提意见，他也坦然接受。一次，我在值班时出现一个小失误，他便在会上进行了批评。那时我刚出大学校门，又是单位唯一的研究生，一腔浩然之气，胸怀不世之志，大有孟圣人“舍我其谁”之慨，不论他是哪路神仙，一概睥睨之。对祝总编此等轻侮焉能容忍！于是，散会后我便找他理论。我怒冲冲推门而入，声色俱厉，痛陈其罔顾事实、妄加批评。面对我连珠炮式的“进攻”，祝总编的反应比较诡异：他始而倾耳静听，继而稍皱眉头，最后则作假寐状，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情景现在想起来仍让人后背发凉。我见他毫无动静，便悻悻然退出。后来我才悟到：与顶头上司冲突，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何其愚也！幸亏祝总编能包容，有定力，以静制动，且不计前嫌。若换一个别的头儿，遭如此冒犯，他或逞匹夫之勇，拍案而起，大打出手；或心胸狭隘，包藏祸心，挟嫌报复，我辈惨矣！几天后，祝总编见了我仍是乐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对我仍以“教授”相称——这是他给我起的绰号，这个绰号是何来历，我不得而知。果不其然，数年后，我调进了师范学院，真的成了教授。每当忆及此事，我就纳闷：难道祝总编数年前就知道我会成为教授？祝总编真乃神人也！

现在，或许是缘分使然，在沙颍河之滨，我与祝总编仍是比邻而居，在河堤上散步时，每每不期而遇。当他看到我时，远远地依旧在喊：“教授！教授！”这声音仍是那么洪亮、那么熟悉，但听到时的感觉与当年截然不同：那时，听着听着就笑了，因为我不是教授；而今，听着听着就哭了，因为我已成了教授。我好想再让祝总编带我一次班，也好想再被他批评一次（这次绝不会再顶撞他了），但这已成了一种奢望，毕竟我们都已青春不再，垂垂老矣！过去那如火如荼、充满希望与幻想的岁月，正如东逝不息的沙颍河水，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这五味杂陈的咀嚼，且这种回味让我们情不自禁，因为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我们走过的路，无论是平坦还是坎坷，都是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