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我常常独自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出神。总恍惚看见父亲顶着那顶旧火车头帽，背着印有“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几个字的褪色帆布包，踩着碎金般的余晖，从蜿蜒的土路尽头向我走来。

记忆里父亲相貌儒雅，说话亲切，为人实在，从不说假话。他曾经是校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当别人问 “一年三百斤粮食够吃吗”，他回答说 “不够”；当有人问 “一亩地能打三千斤麦子吗”，他认真解释 “那是好多亩地的产量”。这份执拗让他从校长被“贬”为每月5块钱的民办教师，但这却让他在乡亲们心里成了真正的“先生”。

父亲在学校仍然比谁工作都认真。每天天不亮，当第一缕曙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他便来到学校，把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放学后，他又常常留下，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直到他们完全理解。

父亲能书善画，过年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贴有父亲书写的红对联，村里人家的山墙上常有他的墨宝。他画燕子衔泥，画荷花映日，画蝶舞芳丛，画艳阳蓝天……他常常教育孩子们：“画画儿要观察仔细才能画得活，才有生灵气。”于是，他笔下的牡丹仿佛能闻见香气，蝴蝶似乎随时会飞走。有个雨天，他为邻居家的新房画山墙，雨水打湿衣衫也浑然不觉。那幅“松鹤延年”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颜色虽淡了些，却鲜活在我的记忆里，就像父亲的爱，永不褪色。

1979 年那个清晨，父亲像往常一样早起去学校。雪大路滑，他穿着芦苇草鞋，踩着厚厚的积雪。路过坑塘边的陡坡时，他脚下一滑，重重摔倒在地。他挣扎起身后，拍了拍身上的雪，蹒跚着继续往学校走。谁也没想到，这一摔，竟为父亲埋下了病根。正月初八，父亲因脑出血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浑浊的目光望着我们，望着他无比熟悉的课本，眼角有泪滑落。那天夜里，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

我们家的天塌了！

父老乡亲，还有父亲教过的学生都来了，那个曾经在寒冬里披着父亲棉袄上课的学生跪在灵前泣不成声：“王老师呀，那年要不是您把棉袄给我，我早就冻死了……”

一个月后，父亲的平反通知书送到了家里。母亲捧着通知书哭得几度晕厥：“你爹委屈了一辈子，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呀……”

父亲去世46年后的一天，我意外踏入县档案局那略显昏暗的房间。我翻开父亲尘封已久的档案，泛黄的纸页轻轻发出沙沙的响声，似乎在诉说着父亲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映入我的视野，尽管面容与他50岁离世时的模样有所不同，但那熟悉的眉眼和温和的神情，瞬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老槐树在风里摇晃着枝丫，沙沙声恰似当年父亲翻动课本的声响。父亲背着褪色帆布包，踩着碎金般的余晖，从蜿蜒的土路尽头向我走来。他走在春风里，他走在细雨中，他走在每一双渴求知识的眼睛里……

父亲呀，从来不曾离开我们，也从来不曾走下他的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