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是众多的族群融合统一，合为一体的过程。随着疆域越来越大，民族成分越来越丰富，历代统治者都面临着“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问题。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就是要首先解决“言语不通”的问题。

历代统治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从众多的方言中选择一种方言，赋予其通用语的功能，以官方用语的方式向全国推行。就比如，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普通话，它就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所制定的官话。

在历史上，通用语在朝代的变迁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也出现了不同的称谓。春秋时期，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这些徒众来自九州四海，语音隔阂的状况要求孔子需要以一种通用语开展教学。“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孔子所使用的通用语便是“雅言”。“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那个时期的官话。东周列国时期诸侯会盟朝聘，卿士大夫不仅讲本国语言，更要习讲“雅言”，以便在诸侯大会上内外交流。

在上古部落联盟时代，氏族语言逐渐演变为部落语言，各族群经过斗争融合逐渐形成以尧、舜、禹为首的华夏族雏形。在随后夏、商、周、秦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为数众多的大小族群之间的融合在激烈地进行着，华夏族的融合发展以秦朝一统天下为标志，迎来了历史性的高峰。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选作通用语的，主要是自己所在的秦晋之地的方言。

统治集团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将自己的方言文字在疆域内推行，商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皆由同一语系演化而来，商周的语言一脉相承，前后相继。到了东周时期，以当时洛邑一带的语言为基础，最终大致定型为被孔子教学所使用的“雅言”。

秦朝一统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同样推行雅言作为官话，但究竟用何地语言则难以考证，一般认为秦朝雅言是以关中话为基础。汉朝建立后，雅言的叫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叫法是“正音”“通语”，并一直延续到元代。

“通语”的概念最初在扬雄的著作《方言》中明确提出，他第一次系统地使用“通语”注释各地区的方言，例如“腼、饪、亨、烂、糦、酋酷，熟也”，就是说如果在其他方言中遇到“腼、饪、亨、烂、糦、酋酷”这些词语，说的就是“熟”的意思。

其后的《淮南子》《史记》《汉书》等著作，都使用扬雄所提出的“通语”写成。西汉定都长安，关中话是通语的基础。东汉时迁都洛阳，“洛语”在通语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政权向东南转移，以“洛语”为基础的通语，随着大量北方侨民迁往江淮以南，在与当地土著吴语的交融中，使吴语更多地带上了“洛音”的特征，这便是洛语“南染吴越”。自东晋至南朝陈，近三百年间的所谓正统之国皆以南京为都城，金陵音于是成为那一时期的官话通语。

隋唐时代，政治中心重新回归长安，短暂出现了“金陵音”与“长安音”南北分庭抗礼的局面，最终“长安音”依仗北方繁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而成为正统官话。在五代至宋朝建立的过程中，中原政治中心先由西转向东，再由东转向南。北宋建都开封，“开封音”成为通语；南宋偏安东南，华夏文明又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大规模南迁，南北语言的碰撞最终使“江淮语”成为那一时期的官话。

自元朝以来，国家政治中心定格北京的局面业已形成。元朝时“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其所谓“中原之音”实际上便是“北京音”。

明朝虽然短暂定都南京，但是在开国伊始官修的韵书《洪武正韵》中，仍是以“北京音”作为语音规范。清朝时，北京方言同样是官话的自然之选，清政府为了将北京话推广开来，专门在福建、广东两省设立正音书院，以求改变闽粤两省人士不谙官话的问题。

官方推广官话的力度也同样是从元朝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国家意志，并不是如今天“请写规范字，请讲普通话”这样一句倡导就完事。元代要求蒙古族儿童就学必须讲中原音，若在学堂上发现讲方言土语，就要被打板子。

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为一人的诗作用韵符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便看在他拥护朝廷推广官话的份上，饶恕了他在诗中揭露宫廷私密之罪。清朝更是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学不好官话就不准当官，当了官的也不准升职。（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