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瑞

结婚，本来是人生大事，也是一大喜事，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家，因为彩礼，把喜事办成了愁事，或者把喜事办成了灾事、难事、祸事，致使相恋相爱的人错过对方，不欢而散，甚至成了陌生的路人或有深仇大恨的人。

在黄村西南方的新乔村，曾发生一起出人意料的事。乔刚上高中的时候，班里女同学丁宁就看上了他。他们高中毕业后，丁宁托媒人找他说媒。他知道，丁宁爹在乡里当副乡长，家庭条件好，可自己家，娘常年有病，生活困难，岂敢与丁宁扯上姻缘。而丁宁却跑到乔刚家，公开向众人说，自由恋爱，我看上的是人，不嫌他背后的家。当然，乔刚同意，乔刚娘也同意。于是，乔刚爹娘倾其所有，为他们盖起了3间新房。岂料，当两家人见面商量婚事的时候，丁宁娘气势汹汹地说，结婚可以，但彩礼不能少。她邻居家有个闺女，个头很低，人样很丑，彩礼还要24万元，丁宁聪明、伶俐、漂亮，百里挑一，彩礼咋说也不能少于18万元（要发），少一分都免谈。于是，这婚事就僵在了那里。整整僵持了一年，事情也没有任何进展。乔刚娘说，俺就种5亩地，其他也没有啥收入，每年打的粮食卖光卖净，也卖不了几个钱，叫俺上哪里去弄那18万元钱啊！这不是想要俺的命吗！在一个阳光炙热的晌午头，乔刚娘拖着病体，悄悄来到南河沿，一头栽进河里。乔刚爹看乔刚娘没了，也一头栽进河里。两位老人随激流而去。乔刚埋葬了爹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走向远方。已经5年多了，全村人没有听到他的一丝消息。

彩礼，说来话长。我国自古以来，在缔结婚姻时，就有男方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也可叫作订亲礼。送彩礼，是旧时举办婚礼的一项重要程序——选择良辰吉日，举行隆重仪式，男女双方家人和媒人欢聚一堂，在媒人的见证下，男方家人向女方家人赠送彩礼，然后拉桌设宴，开怀畅饮。彩礼，还有一条不成文的习俗，即男女双方交接过彩礼后，也就是向社会郑重宣告，双方的婚姻已正式缔结。但同时也宣告，双方是不能反悔的。如果反悔——男方反悔，彩礼不退；女方反悔，彩礼必须退回。也许，这就是对反悔者的惩罚吧！

新中国成立后，移风易俗，彩礼被视为陋俗遭到了批判和唾弃，新婚新办，遍地开花。建国初期，男女结婚前还是会送一些小礼物，男方会给女方送一个手绢、一个钢笔、一个日记本，有的是送一条毛巾、一身单衣料、一身棉衣料。仅此而已。随着时代进步，彩礼渐渐提升为“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后来，彩礼变成了明光闪闪的“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这些彩礼，彰显着荣华富贵，农村很多人家已赠送不起，说起彩礼便陡然色变。

其实，令人陡然色变的彩礼还看今天。也许，人们的手头富了、腰包鼓了、日子美了，攀比之风日渐盛行，彩礼也水涨船高。在农村，有的彩礼是“一动一不动”：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一不动，是一座两层小楼。有的彩礼是“一动两不动”：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两不动，是农村一套房、城里一套房。有的彩礼是“万紫千红一片绿”：万紫，是1万张紫色的5元钱；千红，是1000张红色的100元钱；一片绿，是600张绿色的50元钱，这些钱共计18万元。有的彩礼是“3斤”：3斤100元面值的钱，约有13万元。如今，在农村，并不用刻意寻觅就能看到开着拖拉机去送彩礼的、抬着现金去娶媳妇的……比比皆是啊！

婚姻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婚姻不是金钱，也不是买卖。彩礼，只是一种礼节、一种民俗。彩礼，不能过分，不能过度，不能过量，不能成为负担，不能使家庭致贫。送彩礼时，送什么彩礼、送多少彩礼，要根据女方家的要求和男方家的经济状况而定，切不可攀比或节节攀升。

爱情不能被钞票变卖，婚姻不能被彩礼绑架。自从改革开放，黄村党支部就带领群众向“天价彩礼”宣战。家家户户门前贴的文明公约上，写得清清楚楚：“以结婚不要彩礼为荣”。于是，党员家庭带头、共青团员带头、高中生大学生带头，用积极和主动摆脱世俗偏见，用真诚和耐心说服亲朋好友，用勇气和行动抵制指手画脚。“结婚不要彩礼”，乡里曾在黄村召开经验交流会，县长曾在大会上号召全县向黄村学习。祝愿“结婚不要彩礼”、“结婚‘零彩礼’”的春风吹遍村村寨寨家家户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