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海

弟弟的电话我没有即时接到，他短信问我过年回不回去。自然是要回去的，肯定是要回去的。只是，我只能像往年一样年前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老母亲。

晚上跟岳母闲谈，说起我的父亲，想起他在世的几件事，不由哽咽。于是联想到，七年前的今天，是他入土的日子。

算来四十多年的光景里，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少，少到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场景屈指可数。

最早的记忆，是他去我姥姥家看我。我被送到姥姥家，是怎样的缘由已经说不确切。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在农村姥姥家生活了七八年。我那时有三四岁，隐约记得他去看我的情景。他抱我在怀里，亲我，他的胡楂很扎人。也约略记得他因为不能带走儿子而流泪。一个男子汉的热泪，让我不解，也很不安。我并不是那么依恋他，我觉得他是陌生的。

接下来的印象就不怎么美好。我稍微大一点，还是几岁，尚未入学，很清晰地记得他跟母亲生气吵架的情景。而这是反复上演的悲剧。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我们的新家里，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在那段短短的美好时光中，我是否有过一种骄傲，是否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而不再自卑，不再含胸低头？

父亲流落在武汉很多年。那时我在上大学，他时不时寄信来，信封里夹寄一些现金给我，作为路费，殷切地希望我能去武汉玩一玩。似乎他在那里很发达的样子，其实从信封上显示的地址来看，他不过是在硚口区一家餐馆打工而已。

我没有去武汉。毕业之后我马上结了婚。

他不在家，他不知道他的长子结婚成家。大概也没有人告诉他吧。

之后不久，他从鹿邑来周口看我和他的儿媳妇。他穿着是出乎意料的讲究，一身崭新的廉价的西装，脚上一双布鞋，也是新的。

父子相见，想必会有一番叙旧。我那时多少懂事，理解他的处境，却无力改变什么。

他临走，把他身边最贵重的东西——一台便携式收音机——留给我（我一次都没用过它），又嘱咐我们，有他在武汉，一定要去武汉看一看。

我大概是给了他一点钱做盘缠吧。他取道漯河，再去武汉。

年轻人，要干事业，要谋生活，武汉，最终也没去。

后来，奶奶去世了。再后来，父亲结束了漂泊生涯回到了鹿邑老家。

我女儿出生之后，每年春节回鹿邑，我总是带她去县城北关的老宅子，去看看她的爷爷。每一次，虽然我觉得待在他的破败凌乱的家里很不舒服，我总还是很努力地跟他坐下来喝一杯酒，陪他吃一顿饭，给他一点点钱。他很喜欢他的孙女儿，可是他的表达总是很笨拙。

2010年的元旦，我带着妻女回鹿邑，和父亲、母亲，还有姑姑、妹妹、弟弟以及各家的孩子们在饭店团聚。 那天，正是父亲的生日。他一定很多年没有怎么庆祝过生日了吧。这是这个家庭几十年来最为盛大的一次聚会。两位老人很恩爱，父亲嗜酒，因为有病戒酒，但那天还是喝了一点，席间气氛很和谐愉快。那天，我第一次感觉，有这个家很幸福。

五天后，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夜，父亲溘然长逝。

我想过我一定要去武汉。去看黄鹤楼，看长江大桥，也去硚口区，找父亲曾经打过工的那家饭店。

我至今没有去武汉。

去年女儿去武汉旅游的时候，我在心里念叨过：爸，您的孙女儿，去武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