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丽

车子刚转过墙角，刘老师惯常平缓的语调就流出欢快。他说，二姐已经到了。我向车外顾盼，附近并无人走动。刘老师指着前方一辆三轮车说，那是二姐的车子。微笑，已经写在脸上。

随刘老师来到一座小院，低矮的门楼长满青苔，门上红漆斑驳，一簇簇竹子从院墙上探出头来，在寒风中摇曳。门前三轮车上，堆满农村“十来一”祭扫常用的祭品，元宝和黄表纸，一切都透着古朴。

走进院子，一位老人正抡着大扫把扫着落叶。刘老师说：“这是二哥，农村人常说的二姐夫。”老人憨厚一笑，继续扫地。灶屋里迎出来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妇人，身高、样貌和刘老师有几分相像，只是肤色稍黑，脸上多了些许沧桑。刘老师介绍说：“这是大姐、二姐。”大姐腼腆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二姐快人快语：“你们都来啦。”又对刘老师说：“不是说十点才到家吗，咋这么早？”刘老师说：“以为集上会堵车，起个大早。今天不逢集，没堵车。”二姐搭着话就麻利地接过刘老师手里的箱子进屋。刘老师打开箱子，拿出最新一期《北京文学》，送给大姐二姐，里面有刘老师新的日记体散文《母亲最后的日子》。

院子不大，很方正。靠西墙根就是竹园，因无人打理，茂密得有些杂乱，却也平添几分雅韵。又因不常有人居住，屋子有些潮湿。堂屋后墙上挂着一位老妇人的黑白照，深眼窝，高鼻梁，头发稍稍卷曲，慈眉善目，正望着我们。“这么漂亮的老人家。”我脱口赞道。刘老师望着照片说：“这是我母亲。母亲娘家住在开封尉氏附近犹太人集聚地，她身上有犹太人血统，看她的眼窝就知道了。”刘老师从里屋柜顶上取下一个小而精巧的棕色牛皮箱子，透过灰尘，还能看出高贵与精致。刘老师说：“这里以前放的都是母亲的首饰，后来放母亲的针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一声叹息，如这老屋般落寞。

院子里有人说话，是本家爷儿们，一兄一弟。刘老师安排堂弟把竹园清理一下，把稠密的地方剔剔，然后和堂兄坐下说话，耐心听他讲自己的病情和烦恼。我走进灶屋，几番请求下，二姐递给我一把芹菜一把葱。我蹲在墙根处择菜，听刘老师不时劝慰着堂兄。倘若这时有陌生人进来，断不会觉得这位和善的老人就是著名作家刘庆邦，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获得者。

二姐烧好茶水。刘老师说：“你们在这儿喝点水，晒晒太阳，我们仨下地。”不一会儿，刘老师他们就回来了，身后跟着几位乡亲。刘老师招呼大家在院子里坐下，大家七嘴八舌，热闹起来。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那棵皮实的石榴树，褪尽芳华，几只麻雀飞来，落到石榴树的枯枝上，凑着热闹，唱着欢快的歌。灶屋里飘出炊烟，烟火的味道笼罩着小院。刘老师静静地坐着，脸上的笑容一如此时的阳光。

太阳爬上树梢，村里飘出百家饭的香。闻讯赶来的乡干部掂着小菜也来了。院子里摆桌，摆凳，摆上菜，还摆上兆丰酒。刘老师说：“今天就喝咱们老家的酒，这兆丰酒还真不错。”刘老师边敬酒边对我说：“回老家我就喜欢在家吃饭，有大姐二姐做的地锅馍，还有二姐做的红烧肉。二姐做红烧肉和别人不一样，她先把五花肉用小火炕得焦黄，再加上葱、姜上锅蒸，那真是一绝。”闻听此言，我停下筷子，暗想，得给红烧肉留个空，还有地锅馍，那可是刘老师笔下的“中原第一馍”。

酒过三巡，刘老师用小杯子倒了三杯酒，每杯约半两。他说：“我要和姐姐们喝杯酒，她们没酒量，一次只能喝这么多。”我心一动，起身站在灶屋门外，远远看着。地锅里跳着红彤彤的火苗，缕缕烟雾从门里窗里挤出，裹着红烧肉和地锅馍的香味。低矮的小屋里，三位老人站在灶前，低声细语。过了好一会儿，刘老师从灶屋出来，有些伤感。

我进了灶屋，大姐二姐赶忙用衣袖揩拭眼角。大姐递给我一个小板凳。二姐揉着微红的眼，说：“庆邦心思重，想事周到，每次回来都要给大姐和我敬酒。人说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我说，有一个也是庆邦。庆邦对谁都好，无论家人还是朋友，最难得的是诚孝。这房子还是母亲病危时建的。母亲病重时说，家里的房子太旧了，会塌掉，我死了你们都不会回来了。就把我葬在院子里，我看着家。庆邦抱着母亲说，娘，您放心，我一定会每年两趟回来看您。为了让母亲安心，庆邦决定建新房，新房刚建好，母亲就故去了。从那以后，庆邦每年清明节和‘十来一’都回来给母亲烧纸，无论多忙，无论万水千山。十四年啊，从没食言。”

院子里气氛热烈，古法酿造的老酒散发出浓浓的窖香，不知不觉已喝四瓶。酒的热烈拔高了大家的嗓门，也映红了脸庞。一直沉静温和的刘老师，也多了些许兴奋，笑得开怀，但仍然谦虚儒雅，一如他的文字。大姐二姐蒸的地锅馍、红烧肉端上来了，还有热腾腾的羊肉面。它们不负刘老师的称赞，引得大家垂涎欲滴。

这样一个冬日，这样一个小院，这样丰盛的家常菜，这样淳朴善良的一家人。不喝酒的我，只是这样坐着，亦是醉了。

喝酒的人陆续散去，只有二哥堆坐在椅子上，以手遮面。刘老师站在他面前，如一棵竹子般弯着腰，轻声细语：“别难过，很快就回来了，明年清明节又见面了啊！”任刘老师怎么劝，二哥坐成雕像般一动不动。二姐过来说：“别理他，又喝多了。”又对我说：“他和庆邦也是同学，每次回来都舍不得他走。”

刘老师从箱子里拿出一条干净的布袋，大姐二姐把蒸馍装进布袋，装得满满的，放进行李箱，又把剩下的馍分别给我们带上。大姐风趣地说：“给丽丽多拿几个，你们别提意见，我和丽丽是一个村儿的。”

想着刘老师连日奔波，我们几个商量好，回去的路上不要打扰，让他小憩会儿。或许是家乡老酒的作用吧，刘老师精神很好，一路上和我们聊文学，聊创作，刘老师的话如涓涓细流，汩汩流淌。聊到文学的情感之美，又聊起家人。刘老师说：“我小时候和大姐二姐一起读书。二姐学习也好，我们俩总是班里第一第二名。可惜家里太穷，她只读三年书，就回乡参加劳动了。二姐要强，在哪儿都是先进。务农不久，就是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早早地入了党，还当过县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公社有名的‘铁姑娘’。若是有条件读书，二姐比我还有成就呢。”说至此，刘老师又伤感地叹口气。

不知不觉已到漯河高铁站。推着行李箱的小橹忍不住问刘老师：“这么多馍够你和阿姨吃多久？”刘老师满脸幸福地说：“这馍她舍不得吃，放在冰箱里冻上，留给我慢慢吃。”我好奇地问：“您夫人不会蒸馍吗？”刘老师略一思索，说：“她也会。在北京也蒸过馍，不止蒸一次，但蒸不出这个味道。”又是一声叹息。

刘老师执意不让我们进站陪他，挥一挥手，道声再见，走进灯火通明的候车室。五湖四海的人，经万水千山，在此相聚又分开。没人注意这位普通的老人，也没人会想到他硕大的箱子里，装的只是最普通的地锅馍。我们就这样站着，目送他消失在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