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瑞青在2018年第三期《新闻与传播评论》上说，戊戌变法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播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朝末年民国初期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开展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选自《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