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岭

张伯驹的粗犷与文雅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有人形容他高远、孤寂、不染凡尘，有人则称他身兼牡丹之富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三种气质。如此看来，他应该是一个穿戴讲究、举止高雅、文质彬彬的文人了。其实不然，生活中的张伯驹也有不拘小节、穿着随便、举止任性的时候。

一次，张伯驹的朋友张牧石受张伯驹之邀，赴京看牡丹。到了后海南沿，恰逢张伯驹外出，张牧石就在院外等着，不一会，见远处驶来汽车一辆，至门前停下，下车的正是张伯驹和他的夫人潘素。只见张伯驹上衣敞胸，下衣着短裤，赤足拖鞋，手持大凉扇。潘素有些不好意思，说：“看他这身衣着，赴总政陈其通邀宴。”张伯驹却说：“无论谁请，我都一样穿衣，只要舒适就是，不能受衣着管束。”

但有一次，张伯驹却因为着装阔气、讲究，竟被小偷盯上了。有一次他去天津张牧石家，身穿一套派利斯纯毛料格子衣服、头戴鸭舌帽。这身装束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很少见的，于是，小偷便跟上他，并偷走了他的钱包。到了张牧石家，他一摸口袋，钱包被偷了，好不悻悻。张牧石便笑他这身打扮如此招眼，真是罕见。不错，张伯驹平时很少西装革履，长年是河南乡间普通的中式衣着。

在行为举止、风度情感上，张伯驹同样存在着粗犷、急躁与细腻、高雅的矛盾。

还是去天津找张牧石，一次张伯驹去早了，到了张牧石家，天还未亮，张伯驹先是喊了几声，无人答应。他便一时兴起转了一圈，捡了一块半截砖，咚咚地砸起门来。张牧石从梦中惊醒，急起开门一看，张伯驹手中的砖头还未丢掉，其直率的性格令人啼笑皆非。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也回忆说，姥爷是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有时却会为了想吃一个桃子而没有如愿，就会坐在地上耍赖的略带顽皮的“老小孩”。但赏花时的张伯驹又是那样超凡脱俗。

有一年张伯驹在天津人民公园看海棠，他填了一首词《小秦王》，词后又补记说：“风来落英满地，如铺锦茵，余愿长眠于此，亦海棠颠也。”你看，他和黛玉葬花、惜花的情感多么相似啊。

张伯驹与吴小如的戏剧情缘

吴小如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生于1922年，比张伯驹小24岁，与伯驹先生一生接触不多，亦未共过事，但他们却因戏剧碰撞出一串夺目的火花。

原来，事情就是这么巧，张伯驹与吴小如的父亲吴玉如同岁，而且是很好的朋友。1944年，吴小如在天津私立志达中学任教时，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则是吴小如的学生。这样，吴小如经常到张伯驹家，二人交谊日深。1951年，吴小如调到燕京大学任教，没有住处。张伯驹知道后，就让吴小如住在自己的展春园，特意腾出了两间房子。只是1957年张伯驹赴东北以后，二人就失去了联系，但吴小如却心怀感激，始终对张伯驹以师礼事之。

1982年初，吴小如听到张伯驹去世的消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由于未能前往吊唁，就写了一副挽联“丛菊遗馨，诗纪红毹真一梦；碧纱笼句，诗传彩笔足千秋”。这一年的8月，吴小如的朋友黄港生从香港给他寄来一本香港版的《红毹纪梦诗注》，这时他才算是见到了张伯驹的这本书。认真看后，吴小如非常喜欢，并称这部书“中多梨园史料，足以传世”。然而，他又觉得张伯驹所录往事间有讹漏，于是引发联想，也回忆起自己听戏的往事，对张伯驹诗注的讹误之处及“足以隅反者”，再加注释和引申，于是成了《读〈红毹纪梦诗注〉随笔》，共五十多节，数万余字，堪与张伯驹的书相媲美了。

且看吴小如长文中的第一节文字，便可知本文内容的丰富和语言的精彩：“小如按：伯老生于一八九八年，虚岁七岁，则为一九四年。所谓大喊‘闪开了’云者，乃此戏豹精变俊武生之前所念，非后场开打亮相扔叉时之台词。伯老所说盖略有误。杨小楼一九三七年春，在北京长安戏院演《金钱豹》，乃彼最末一次演此戏矣。大喊‘闪开了’之后，穿开氅翻一虎跳下场，干净利落，精彩绝伦……”

可惜的是，目前尚未见到张伯驹的《红毹纪梦诗注》与吴小如的《读〈红毹纪梦诗注〉随笔》合印成一书的版本。

张伯驹与施蛰存

看到《张伯驹与施蛰存》这个题目，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唐突？一位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一位是新文化阵营里很有名气的现代作家；一位长期生活在北京，一位蛰居江南，怎么会有了交集呢？

事情就是这样怪，正可谓天下之人有奇缘。张伯驹生于1898年，施蛰存生于1905年、比张伯驹小7岁，这只是年龄上的差距，但他们还真有一些共同点呢。张伯驹，字丛碧，施蛰存常用的笔名是青萍。青碧之色，各含他们名字中一字，就是比喻高尚的精神或深厚的友情永远不衰，而他们短暂的交集结下的友情，不正可谓千秋青碧嘛。

他们的情缘还得从1956年说起。这一年10月，《文汇报》及其副刊《笔会》根据形势要求，恢复并扩大作者阵容，施蛰存、张伯驹同为《笔会》作者。这是他们最初的交集，但他们还未真正有过联系。

到了1975年，赋闲在家的施蛰存在搞词学研究，他通过在出版社工作的吕贞白，读到了圈子里私下流传的张伯驹主持编印的《春游琐谈》，虽只有薄薄的3册，但令施蛰存大感兴趣。他早就知道张伯驹是有名的词人，正是他研究词学的对象啊！但相见的机缘仍未到来。

后来，施蛰存在教学之余，开始写《唐诗串话》（《唐诗百话》）。1979年，他开始考虑筹办《词学》集刊，沟通网罗南北编委成员。

1981年，施蛰存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带领研究生到北京图书馆查阅古籍文献资料，于7月13日下午，在周笃文的陪同下，到张伯驹家拜访。二人相见犹如故友重逢一般。张伯驹说道：“哎呀，‘洋场恶少’老了呀！”施蛰存马上回了一句：“‘民国公子’也风光不再了啊。”说罢，二人大笑。

原来，这“洋场恶少”还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给施蛰存的命名，因为鲁迅看到1934年7月的《申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署名“寒白”，就怀疑这是施蛰存的笔名。当然，这只是鲁迅的猜测，而就是这一猜测，却叫施蛰存几十年间吃尽了苦头。但这“寒白”岂不与“丛碧”之色有点相像吗？

就在那天晚上，施蛰存、周笃文与张伯驹夫妇、夏承焘夫妇、徐邦达、冯统一等文化界名流在北海餐厅来了个大会餐。席间，施蛰存聘请张伯驹为尚在筹办中的《词学》的编委成员，张伯驹慨然应允。

1981年11月，《词学》创刊号出版，第一辑便载有张伯驹的《丛碧词话》。可惜的是，《词学》创刊号出版后的翌年2月，张伯驹溘然辞世。施蛰存闻之十分悲伤，即写一挽联“丛碧词丈千古：春海移桑闲老京华贵公子，尘琴掩瑟歌残梁苑旧词人。”

时如逝水，1988年，施蛰存在与河南友人通信时，还曾提及张伯驹先生的《丛碧词话》。张伯驹、潘素曾为施蛰存精心绘制的一幅国画，更是一直悬挂在施蛰存的北山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