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远征
（接上期）我们哲学系6班办了一个不要厂房、不要设备的汽水厂。班里派陈武光等人到王府井大街购买碳酸氢钠、柠檬酸、香精、糖精等原料，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在宿舍门前按比例用凉水、开水配制成各种香味的汽水，装瓶加盖后就成了汽水。当时学校正挖游泳池，大热天大汗淋漓的同学看见汽水，蜂拥而至，一抢而光，生意好得很。
走出校门
想要学生接触实际、了解农村情况，仅在校园内是不行的。后来哲学系领导组织学生到郊区劳动，有时干一上午，有时干一天。有一次，几个系的学生到西郊玉泉山附近的农村劳动，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一个黑人，是美国留学生，大高个子，黑脸白牙。农民没见过黑人，村里大人、小孩子、妇女成群结队跟着看。这个黑人叫怀特，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
由于这种劳动方式太短暂、太零碎，后来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学校又组织了两次时间较长的劳动。第一次是到十三陵水库。早上从北京坐火车到十三陵附近下车，步行到住地。到了住地，我们十多个同学住一起，地上铺些草，打地铺睡觉，天不明就起床吃饭。我们的房东家里两口人，男的看来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们叫他大哥，女的看着年纪稍大，我们叫她大娘。我们这样称呼他们，他俩不搭理，也不答应。后来我们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两口子，北京土话称两口子为“姑母俩”，就是“公母俩”的意思。这件事告诉我们，不调查研究就要犯错误、闹笑话。
干活的那一天，天灰蒙蒙的，我们吃了早饭，便带着窝窝头、咸菜步行到工地。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挑担、推车、装卸沙石，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午饭，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来到工地，站在我们面前。他戴着眼镜，上身穿一件深蓝色的褂子，慈眉善目，和颜悦色，给人一种亲近感。我们喊：“郭老好！”郭沫若向我们招招手，说：“同学们好！”我们送给他一个窝窝头，他啃了一口。工地上解放军战士看见郭沫若都大声喊：“郭老好！”郭沫若回答：“解放军万岁！”群众看见郭沫若都喊：“郭老好！”郭沫若也回喊：“人民万岁！”
通过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培养了我们热爱劳动的品德。
第二次是参加除“四害”——消灭麻雀活动。为了消灭麻雀，北京市进行了全民总动员，在市区和郊区每一个角落都布置人员，用各种方法吓唬麻雀，不让它停下来休息，迫使它们不断地飞，从清晨一直飞到傍晚，活活累死。我们分在去清河的路边，离圆明园很近。我在村南头，分包的地段有一个厕所，里面长了一棵大榆树。这天我站在路旁，看见一群麻雀落到了榆树上，于是赶紧拿起一块石头投了过去，麻雀吓飞了，但从厕所里急急忙忙跑出一个手提裤子的男子。他问我：“往厕所投石头干什么？差一点没砸我头上！”我忙说：“树上落了一群麻雀，我砸麻雀呢！没想到厕所里有人，对不起！”我这么一说，那人便不生气了。
1957年秋天，我们有十多天参加除“四害”活动。我们先到农村场院里扒麦秸垛捉老鼠，扒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找到一只老鼠。由于我们只会扒开麦秸垛，不会垛麦秸垛，农民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除“四害”花费时间最多的要属捉麻雀，后来又给麻雀平反了，说麻雀不是害鸟，是益鸟。上级的瞎指挥弄得我们既荒废了学业，又干了不少荒唐事。
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实践出真知。深入群众，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体察民情，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感情。1958年8月，学校把哲学系学生下放到远离市区的石景山人民公社西黄村大队。我们6班下放到两个村，一个是大井村，一个是金顶山村。我下放到大井村，班里十多人分住两家，我们这组住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保田家。这家3口人，王大爷、王大妈和女儿王小花。他们家独门独院，在村子最东头第一家，3间平房坐北朝南，西间王大爷3口住，中间是客厅，东间有一个火炕，我们住，烧炕的煤火就在炕下面。
我们在大井村住下不久，公社便把劳动力按军事化编制编成班、排、连、营，主要任务是深翻土地。凌晨3点就吹军号、集合队伍，摸黑干活，用铁锨翻地，要求达到一尺半的深度，干了好大一会儿才见日出。一天三顿饭都在地头吃，晚上打夜战，我们一天仅休息三四个小时。为了赶进度，追求“多快好省”，学习河南的“撕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大生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公社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腾地，把正在生长的庄稼砍掉，用牛拉犁翻地，牛拉着犁子前面走，人跟在后面捡，有不少红薯、花生被埋了起来，并没有收到家，这叫“丰产不丰收”。
我们大多数同学咬着牙，苦苦坚持着。有一位同学出生在大城市，从小娇生惯养，不愿意参加劳动，每逢打夜战，他便头昏，不一会儿就昏倒了。我们把他拉到医院做体检，医生悄悄对我说：“他没有病，身体健康着呢，是装病。”他在日记中写道：“每劳动一天，就在黄泉路上迈进了一步！”他还说：“农民的缺点比1958年大食堂的苍蝇还要多。”与这位同学相反，大井村有一位“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条子”，记不住他的名字了，我们称呼他王大爷。这老头有50多岁，因为脚大买不着鞋，常年光着脚干活。在劳动间隙，他经常学着北京评剧名家新凤霞的腔调唱刘巧儿，“刘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他的名字叫赵振华”，一会儿又自编自唱“刘巧儿我生性慢，我爱吃北京的炸酱面”，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为他鼓掌。这位开朗、乐观的王大爷，群众叫他“光脚丫”。
有一天，我跟随大兵团作战队伍住在西山八大处的第二处，在西山脚下，离这不远处有一座寺院，里面住着和尚。我渴了想找口水喝，于是就走进寺院。院子里有一位老和尚，我便叫：“老大爷，找口水喝吧！”这位和尚说：“我们不兴叫老大爷，这是凡人的称呼。”我问：“应该怎样称呼？”他说：“叫师傅。”我叫了声“师傅”后，他便给我倒了一碗开水。大兵团作战结束后，上级组织评选劳动模范，通过层层推荐、评选，我被评为北京市石景山人民公社劳动模范。
大兵团作战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大井村，仍然住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保田家。有一天深夜，王保田的女儿王小花得了急性肺炎，呼吸困难，危在旦夕。当天夜里王保田外出开会不在家，王大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急忙抬张小床，让小花躺上，然后和谢道顺、陈武光、周久义等人抬着，跑着送到离村最近的亚洲青年疗养院急诊室。经过医生抢救，小花转危为安。从此，王大爷王大妈总是念念不忘，说我们救了他们的女儿。
当时正在吃大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天晚饭是渣子粥，就是玉米、豆子、红薯混在一起煮的稀饭，我一连喝了3大碗。我们十多个同学睡在东间的炕上，炕中间位置临近煤火口，非常暖和。大家说：“你怕冷，你睡中间位置吧！”到了半夜，我披上大衣跑到院子里解小手，刚解完小手，觉得一阵头晕，躺在了地上。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冷风一吹，我醒了。我赶快跑进屋里，喊道：“都起来！都起来！”把大家叫起来。他们起来后又是呕吐又是头晕。王大妈也起来了，拿出一盆腌酸菜的醋汤子让大家喝，说醋能解煤气中毒。经过一番折腾，大家慢慢头不晕了，恢复了正常，都说是我救了他们的命。
我们在大井村住了大半年，与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谁家有了喜事，我们一同欢乐，谁家有了难事，我们尽力相助。1959年春天，我们要回学校了，村里在王大爷家里开了个欢送会，村民谈谈我们给村里带来的新变化，我们谈谈在这里受到的教育。最后，我们请多才多艺的崔文琴唱《送别》：“正月里正月正，十五挂红灯……八月里是中秋，十五的月光明；大妈对我们真关心，送来月饼……”从正月一直唱到十二月，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们含着泪水，依依惜别了大井村，回到了学校，开始了紧张而又有序的大学生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