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祥华

其实，我小的时候，农村的天也是蓝的，水也是清的，家庭也是和睦的，可总也看不到妈妈脸上的笑容。

为啥？穷。

我家十二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八个。记事时，家里只有三间土坯草房，还用高粱秆夹出来一间磨坊，我和爷爷奶奶就住在这磨坊里。另外两间挤满了剩下的九口人，床不够用就用茅草和麦秸打地铺。院子的东南角有一间厨房，小门很低，大人进出得勾头弯腰。厨房里堆满了柴草，烟熏火燎的墙壁，黢黑黢黑。一天三顿主食就是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面窝窝、红薯面面条、红薯稀饭……有饭没菜，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窝窝头上抹点酱豆，抑或在盐疙瘩上滴点香油，用窝窝头蘸着吃。

那时候，爸爸在县城工作，奶奶有病不能下地，大大小小十几口，只有爷爷和妈妈操劳。妈妈经常满头大汗从庄稼地里跑回家做饭，却连坐下来吃饭的空儿都没有。现在想来，如果说妈妈像个汉子，还应该是一个铁打的汉子，不敢歇息，更不能倒下，哪儿还有笑的欲望？

改革春风吹过五年，十九岁的我搭上高考的列车上了军校，走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来向妈妈道喜，妈妈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开放。那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的笑容，温暖、甜美。

那年春节放假回家，兄弟姐妹和儿时的伙伴围着我，问军校的生活，问大城市里的趣事，妈妈远远地看着我，不说话，只是微微地笑。夜深了，人群散去，妈妈拉个小板凳让我坐在她身边。暖暖的灯光下，妈妈笑眯眯地望着我，给我讲起了从前的故事。

从妈妈讲的故事里，我听到了两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老词”。第一个词是“雇农”，雇农排在贫农后边，更穷更潦倒。如果按成分划分我们家算是雇农，因为爷爷全靠给别人家扛工为生，自己无房无田，可谓上无遮雨之瓦，下无立锥之地。第二个词是“跑反”，跑反就是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向着鬼子来的反方向跑，以免遭到鬼子的杀害。究竟跑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天当房，地作床，风餐露宿，四处流浪。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别说粮食，就是草根树皮都被饥饿的人群刨完扒净。

坐了一天的车，我有点困顿，妈妈给我铺好床，我说我要和妈妈一起睡，妈妈笑着说，多大的孩子啦还黏着娘啊！话是这么说，可她并没有离开，顺势坐在了床沿上。我一头拱到妈妈怀里，妈妈的一只胳膊搂住我，一只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抚来抚去。

那一夜，妈妈脸上的笑容很甜很甜，我睡得很香很香。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家也和千家万户一样，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我们兄弟姐妹都成了家、立了业，每个家庭都殷实和顺。大哥的两个孩子生活在深圳，二哥和六弟在县城买了楼房和汽车。我和妻子在市里工作，儿子研究生毕业也在南方一个科技公司当上了IT工程师……每逢大年初一，各家都带着孙男娣女来给妈妈拜年，年近九十的妈妈挨个儿拉着孙子孙女还有重孙子重孙女的手，摸摸又拍拍，脸上一直挂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