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十五讲》 作者 张恩岭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接上期）
1913年，河南豫西一带爆发了白朗起义，饥民纷纷聚集到白朗旗下，提出“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政府”的口号，攻城占地，声势浩大，纵横于豫、鄂、皖三省边境。张镇芳受命于袁世凯，派兵围剿，但战事往往不利，疲于奔命，再加上张镇芳看到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也于心不忍，便向袁世凯递了辞呈。1914年2月，张镇芳以“剿匪无方”被撤职。
不管怎么说，参与镇压白朗起义，使张镇芳一度处于一个十分难堪的境地。
外国有一句谚语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必会打开一扇窗”，政治上的失意，倒使张镇芳有机会在商业金融领域干了一件大事，成了北方商业银行的创始者。
早在1913年梁士诒任代理财政总长时，鉴于北方没有商业银行，就曾建议设立盐务实业银行。1915年初，张镇芳向袁世凯提出官商合股开办银行的建议，得到袁的批准。同年3月，盐业银行正式成立，由张镇芳主持。盐务署拨款10万元为官股，张镇芳本人私股40万元（实交30万元），张镇芳入股雄厚，任银行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盐业银行开张后，经营状况令人满意，成为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典型。张镇芳主理盐业银行，打下了相当殷实的家底。他这一笔丰厚的家财，日后刚好被张伯驹拿来用作收藏书画等文化活动的经济基础。
可惜的是，就在张镇芳打理盐业银行红红火火的时候，1917年发生的张勋复辟，又把张镇芳裹挟其中。
1917年春，军阀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酝酿复辟，多次与张镇芳密电磋商，张镇芳亦应邀赴徐州表示支持。7月1日，在张勋拥戴下，溥仪复位，并授张镇芳等7人为议政大臣。但复辟注定是短命的，7月12日，张勋复辟失败，张镇芳乘火车回天津，被逮捕下狱，判无期徒刑。后在其亲友营救下，以保外就医为名送回天津。
康有为先生曾对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一事有过评述，说他“以忠获罪，缧绁之中，虽败犹荣”，但不管怎么说，张镇芳经过这一番打击，从此退出了政坛。
这一大段话说的都是张镇芳的仕途与事业功过，我还想再啰嗦几句，说一说张镇芳的生活细节与人品节操，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张镇芳以及分析张镇芳对张伯驹一生行止的影响都是有帮助的。
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爷爷张镇芳和他的大家庭》，对日常生活中的张镇芳作了颇有趣味的回忆，他说：“我爷爷是个很严肃的人，对自己、对他人要求都很严格，即使在他年近70岁时仍然每天长袍马褂、帽子，穿戴得整整齐齐，腿带系得平平整整，坐着走着腰板都挺得直直的，看起来非常精神，非常严肃。我爷爷虽然看起来很严肃，但从不训斥人。”
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张镇芳虽曾居高官又为富商，但生活并不奢侈，每天中午，他都喜欢和老伴吃一点清淡的饭菜，更喜欢吃一些家乡的家常饭菜，比如项城人常喝的高粱面糊糊。他还特别喜欢吃鲜荆芥苗，用来做面条或面汤。同时，由于张镇芳的祖辈也是农民，他自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张镇芳从来都是以珍惜节俭粮食教育家人，要求面食米饭吃多少拿多少，不能剩饭，不许掉饭渣、米粒。
张镇芳还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张勋复辟后，有一年京畿发生水灾，熊希龄为水灾赈务督办，托人与张镇芳商量，张镇芳即让儿子张伯驹以父亲的名义捐款40万元。熊就以此款创办了香山慈幼院收留水灾难童，并在慈幼院建了一座以张镇芳名字命名的“镇芳楼”。此外，张镇芳在天津每年还都向救济难民的粥厂等慈善机构捐钱款、棉衣。
还有一件日常小事，充分反映了张镇芳的乐善好施。当时和张镇芳来往密切的有一个倪嗣冲家的厨师，这位厨师有家传的熬制烫伤膏药的秘方，这种膏药很有效，不论多严重的烫伤，只要贴上膏药几天就痊愈，且不留疤痕。张镇芳就经常拿钱让这个厨师熬制膏药，把制好的膏药放在自家门房里，遇有烫伤的人，有求必应，从不收钱。张镇芳这样一位曾经的大官僚，能有如此细心的善行美德，确实是罕有且令人稀奇的。
由此可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罪善恶，也不能只用政治和成败的标准去衡量，还要从他的立身原则和生活节操去全面评价。
少年才俊
张伯驹出生后一直生活在项城乡下，幼年时体弱多病，以至在他三四岁时，家里按照乡下习俗，特意在村里演戏酬神的时候，让奶妈把他抱到后台，请演员为他勾画了一个剧中赵匡胤的“红脸”，以求能够消灾延寿。
张伯驹6岁时被过继给张镇芳，时张镇芳正是官运亨通，驻于滦州。张伯驹先到滦州省父，随即随张镇芳移居天津。小伯驹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张镇芳夫妇视伯驹如亲生，掌上明珠一样。
不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镇芳大量捐资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初开始仍是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老师为他启蒙。启蒙是中国最传统的老式教育，据张伯驹晚年回忆，开始读《三字经》时，塾师命其死记硬背，其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他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张伯驹幼年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朝夕诵读，过目不忘，9岁时已会作诗。“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张伯驹背起《增广贤文》非常流畅，让塾师大为惊叹。塾师看他特别聪明，又特意增加了《朱子治家格言》《千字文》等，但他仍很轻松。这位塾师不由得夸奖张伯驹说，此子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
张伯驹少年时代作的诗已经失传，我们只知道当年张伯驹有个舅舅叫马丽轩，经常和张镇芳、张锦芳兄弟吟诗和诗，并共同发起成立了诗社，社名叫“丽泽”，时间一长，就把他们的诗编选成集，定名为《丽泽社诸家诗》。马丽轩曾把这部诗集送给他的朋友——曾考取进士、后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太康人士王新桢。王新桢看过这本诗集，写了一篇文章《读<丽泽社诸家诗>后》，对少年张伯驹大加赞赏，他写道：“而伯驹，则絧庵（即张锦芳）之子、丽轩之甥也，英年挺出，直欲过前人。若《从军行》《天上谣》等作，激昂慷慨，魄力沈雄，有倚天拔地之概。虽老于诗者，未必能办。丽轩称其‘素有大志，诗文皆豪迈可喜’，信然哉。”可以说老翰林对张伯驹少年时代的诗作达到了激赏的程度。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张伯驹的文化学养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学、家学及其家庭的文化精神的传续。
张伯驹读书生活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他第一次看戏是7岁时在天津的下天仙茶园看的京戏，杨小楼主演的《金钱豹》。他77岁曾写了一本书《红毹纪梦诗注》，其中第一首诗就是记述这次看戏的，诗云：
油布遮车驶铁轮，端阳时节雨纷纷。
飞叉大闹金钱豹，凛凛威风欲夺魂。
自看了《金钱豹》后，天津的茶园没有他不去的，且看起戏来常常是乐而忘返。总之，就在这以看戏为无上乐趣的岁月里，一颗戏剧艺术的胚芽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动发育了。
张伯驹度过了一段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后，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年，和袁世凯的第四、五、六、七子同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不久，又入政法学堂。
在新学书院和政法学堂就读期间，张伯驹仍以超群的记忆和才学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和称赞。他除了学习规定的国文、理科等课程外，自己还研读了《楚辞》《宋元名家词》《枫香阁》《苏堂诗拾》《清声阁词四种》。他一生酷爱诗词，就是在这时扎下的根基。到20岁时，他更是通读了《二十四史》，能熟背《古文观止》，细说《资治通鉴》。
张伯驹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国学根基，同时也接受了新学教育，培育了新的时代理念。例如他对于迂腐道学的讥评，就显示了他思想的进步和对儒学中虚伪道德的批判。
明代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南宋时，浙江台州有个妓女严蕊，色艺双绝，又善于诗词，四方闻名。台州太守姓唐，与严蕊常有交往。按照宋朝法度，官府有酒宴时，可召妓女演唱，但只能站着唱歌敬酒，不许私入官员内室。唐太守管束自己还算严格，并没有胡为。朱熹当时是台州太守的上司，与太守有了矛盾，恼怒之下，撤了唐太守的官职，并把严蕊收监，逼她交代与太守通奸之事。朱熹认为太守风流，必然好色，况且女子体弱，禁不住刑罚，自然会招认。谁知严蕊任严刑拷打，只是说没有胡来之事。朱熹无奈，命转押到绍兴去严加拷问。绍兴也在朱熹管辖之下，审案的官也是个道学先生，见严蕊模样标致，便说，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再次对严蕊严刑拷打，严蕊照样坚贞不屈。到了监中，狱吏同情她，劝她招认免受酷刑。她说，身为贱妓，纵然有奸，不是重罪，招认了并不可怕，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信口妄言。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结果是直到朱熹调到别的地方，严蕊才被释放。四方百姓敬重她的义气，都来看她，没有一人不骂朱熹的。
张伯驹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对朱熹无比憎恨，对严蕊赞赏有加，后来，他写了一篇《道学先生》的文章，认为南宋理学有悖于人性，应予批判，他写道：
朱文公晦庵熹，为孔孟继统者，理学大儒，后世皆称朱子，而不敢叫他的名字。宋理宗皇帝表彰理学，遂成一代风气……尤其是科举考试时期，熟背四书五经，必须是背朱熹作注的经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千古不移之金科玉律。然而，看了朱熹对台州太守和妓女严蕊的事，又是何等矫揉造作、阴险狠毒耶！盖为增高其威望，扩张其地位，出发于自私，便作出如此不近人情之手段，所谓“诚意正心”者何在？
张伯驹对朱熹的揭露和批判可谓辛辣而深刻，可见他酷爱传统文化，却也不是一味尊崇经学道德。他博览群书，辨别优劣正误，形成了成熟的人格和道德标准，既有传统的学识，又有新的思想、新的见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