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除了绘画成就，更难能可贵的，我认为还是潘素对张伯驹的爱情，真正做到了与张伯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很多人对于潘素的叙述往往止步于她的婚恋传奇，对她的一生则少叙述，而我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她在结婚之后漫长岁月里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品格，才是更为可贵的，因此，我在这里多讲一些。

对于潘素深有研究的任凤霞女士在《慧心百年 素韵流芳》一文中说：“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潘素只是幸运，才有了近乎完美的婚姻、事业和家庭，只是选对了男人，生命才绽放出了精彩和绚丽……潘素一生付出了远超寻常女子的努力和艰辛，却鲜为人知。她的情怀、品格似乎在张伯驹盛誉掩盖下很少有人去挖掘和描述。”

这段话说得很深刻，张伯驹和潘素的结合固然传奇，但最为高尚和感人的还是他们那漫长的婚后岁月。

潘素第一次面临巨大考验是1941年张伯驹被匪徒绑架、命悬虎口之时。

1941年6月，张伯驹在上海遭遇绑匪，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这是一起典型的打击报复，勾结汪伪特务、匪徒掳人勒赎的可恶行为。

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其时正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一天张伯驹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被一伙人绑架而去。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抓，立即告诉潘素。潘素不知所措，跑去找孙曜东，展开了营救活动。

时年潘素27岁，心思单纯，毫无社会生活经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横祸，丈夫生死难料，其所承担的巨大压力以及面对的环境之复杂是不难想象的。她终日坐卧不安，提心吊胆，每至夜深，恶梦不断。一位年轻妇女就这样抛头露面，探听消息，打通关系，筹措款项，且营救过程复杂多变，持续了8个月，她要精心珍藏、保护张伯驹视若生命、不许变卖的书画珍品，还要面对社会上卑劣之徒的不良居心，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经过她的周旋和斗争，张伯驹终于脱离虎口，朋友们都称赞潘素夫人侠肝义胆、忠贞贤良。老画家陶心如为此泼墨作画，赞誉潘素。古人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潘素做到了。

张伯驹夫妇经历的磨难和考验还有很多，这一讲就先讲这些，后面还要讲到。我想在这里补充的一点就是关于张伯驹与潘素恋爱的经过，还有一种说法，即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项城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刘运星，于2002年撰文《八宝山向张伯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回忆》一文。他说，张伯驹先生逝世后，张伯驹夫人潘素和一家人及亲戚们正在料理张伯驹的后事，自己也在场。在谈到张伯驹一生大事时，潘素曾抹去脸上热泪，若有所思地说起她和张伯驹相识相恋的经过。她说：“我父亲在旧社会吃喝嫖赌都干，认识人很多，经人介绍也认识了张伯驹。初开始张伯驹每次到我家总是谈些诗呀词呀，我心想这个人怎么总是谈这些呢。稍后我又得知张伯驹是个宦门阔公子，又是才子，他却与其他公子少爷不一样，不抽大烟，不喝酒，不嫖女人，专心研究诗词做学问，品德高尚，世上少见。慢慢地，我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后来我们就订了婚。”

这一段潘素的回忆，否定了张伯驹在玩乐场所一见潘素惊为天人的说法。那么，张伯驹与潘素的相识传奇，确实是传奇而已，民间的想象力真是可以把传奇编织得天衣无缝啊！

近日，张伯驹先生的外孙楼开肇发表了《我外公外婆的倾国之恋》一文，其中叙述的情况基本上与刘运星的叙述一致，是可信的。楼开肇说：

我的外婆原名潘白琴，1915年出生在苏州。她的父亲是潘智合，母亲是沈桂香……我外婆十几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去世了。父亲娶了后妈，后妈觉得白琴不能每天在家里闲着，无所事事，要挣点钱，就像现在年轻人出去打工一样。因为她从小接受艺术熏陶，学习书画，也会弹琵琶，正好有一技之长，就到上海的书场，就是表演弹唱的地方，在那里谋生。

现在外面传言的，说她因为母亲去世，后妈把她卖到青楼，完全是按照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演绎的情节编造的。后来越演越烈，大家你骗我，我抄你……

但不是那么回事。

我的外公张伯驹，有些人想象他的夜生活，要吃花酒、应酬，说他是在风流场所遇到我外婆的，后面还演绎成张伯驹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争女人。这都是传言，与事实越来越偏离。其实我外公和外婆的相识，在我外公的日记里面有记载，他们是通过父辈的一个世交，叫孙履安，通过他的介绍，两个人相识，最后在苏州完婚的。

楼开肇这些话，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可信的、合情的，至于孙履安，笔者认为，和刘运星文章中所说的“经人介绍”的这个人可能就是同一人。

但不管怎样，张伯驹和潘素结婚了，那些传奇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