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忠

我们把槐花未开时的蓓蕾叫槐米。

我们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槐米可是稀罕且值钱的宝贝。那时，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但是，到了初夏，我们采集了槐米，晒干后，到八里外的天宝公社物资收购站去卖。那些长得匀称、晒干后品相好呈米黄色的一级槐米，能卖到五元一斤；长得不是很匀称、有些小，但晒干后依然干净的二等槐米，三元一斤；而稍微开放了一点、晚采集的，或者晒干了有点发黑的三级槐米，也能卖到两元一斤。

这些卖槐米的钱，足够解决我们学习的费用。

那时，我们家屋后有三棵槐树，那是1955年父亲当兵走之前，从家东边的场院里挪来的。父亲作为第一批义务兵，当兵又去福建前线，自然，18岁的他栽下这三棵槐树，也让奶奶看着这些小树时，思念有了寄托。

到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三棵树也有了二十多年的树龄。最西边的一棵最直，那时已经有我们的小腰粗。我们放了学，第一件事就是爬上这棵槐树，将绳子缠在几根手臂粗的枝条上，做个吊床，躺在上面看小人书，或者玩游戏。

这一棵树因为长得直，等大哥结婚的时候，急需钱，木匠来只看上了这棵树，它在我们的惋惜和无奈里，被连根挖倒，也把我们的快乐连根拔走了。

中间的一棵在离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分了杈，东西斜着长的两根树枝，一直长得很高，我们很少在这棵树上玩耍。

有一年，来了打铁的，借着这个树杈搭起了一个架子，在架子底下支起了炉子。铁匠的儿子皮肤黝黑，浑身是劲儿，呼呼拉着风箱，火炉里的炭烧得红旺，谁家的大镢、刀具等拿过来都在这火炉里重新熔炼，烧得红红的。铁匠和他的儿子便趁热打铁。铁匠手里的钳子夹着要打的用具，手里拿着小铁锤，他的儿子双手抡着大铁锤。铁匠小锤落在哪里，大锤就跟到哪里。铁匠有着指挥家的本领，边敲击边转动。铁匠的锤子稍微用点力敲打，紧跟着，铁匠儿子心领神会，也会重重地锤下去。那大锤足有四五斤重，抡起时锤子把儿都带着弧度，身上的汗在他赤着的后背上形成了一颗一颗的晶莹水滴，手臂和胸前的汗滴随着他的击打飞溅。铁匠敲的声音小时，铁匠的儿子也会轻轻用力。这种默契配合，不用言语，而锤子发出的声音就是他们交流的言语。叮当——叮当——他们就这样节奏均匀地敲打着用具，一会儿的工夫，用具就像新的一样，然后放在水桶里，吱啦一声，打过的工具冒出白色的水汽。

我们就这样看着，欣赏着一件用具魔法一样被锻造的过程，这是力量和智慧的结合。

等完了工，铁匠会用炉火烧开一锅水，他把带来的和好的面，拽成牛舌头大小，直接下在沸腾的水里，煮出来的牛舌头又硬又厚。奶奶这时候会拿来她腌制的咸菜，或者一碗葱花豆腐，他们顾不上说过多感激话，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持续不断的挥汗如雨，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又饿又渴，只是狼吞虎咽地吃着。

我们也馋得要命，回家就让母亲也给我们做，可惜怎么吃也吃不出他们吃的那种香喷喷的味道。这正应了奶奶常说的一句话：“饿了甜如蜜，饱了蜜不甜。”

铁匠这样连续来了几年，那棵槐树也被烤得到了夏天就开始落叶。没过几年，槐树已经枯萎。父亲请了木匠来，砍伐了事。

只有最东边的那棵槐树，得以颐养天年。它树身歪着，俯身探入东屋边一处空地。家里的大公鸡可以站上枝条，昂着头伸长了脖颈嘹亮地打鸣，邻居家的公鸡也就开始相互应和，组成了一支和谐的鸡鸣犬吠的乡村乐曲。

这棵树，也是我们采集槐米最多的一棵树。它几乎匍匐在我们家里，爬上树枝，就能摘到一束束槐米，这样的槐米沉甸甸的。我们把槐米撸下来，铺放在高粱秸做成的盖垫上晾晒，两三天的毒太阳下，槐米就会晒干了。

在晾晒时，我们时常翻晒，生怕捂了槐米。颜色发黑，卖不上好价钱。

等积攒的槐米够两三斤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约上邻居的伙伴，步行去镇里卖槐米。

我们卖上了好价钱，也舍不得买一点好吃的，这些钱会存着交学费，买作业本，买橡皮和铅笔，也就省了家里并不宽裕的钱，也让大人省了心。

我们劳动换来的，是一份理解和爱。

2012年夏天村里修路时，父亲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整条路的规划，让我们把这棵已经枯朽了大半的槐树给扳倒了。半个多世纪，这棵树陪伴了奶奶，又陪伴了父母，又给我们结出槐米，帮我们度过了最艰难最贫苦但是快乐的时光。

它满树沧桑与干枯的枝条，倒下了，像一个人终于可以得到休息。它虽然倒下了，却依然在我们心里高大无比，写满温暖我们一生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