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秋碧传奇”
“秋碧传奇”是怎么回事呢？秋，指的是胡蘋秋，碧，就是丛碧，就是张伯驹。“秋碧传奇”就是关于他们二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两个文人之间的诗词交往，但这一故事之所以称为传奇，是因为二人都堪称中国现代词坛上少有的奇才。同时，从这一传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伯驹单纯、痴情的名士生活的另一面。
胡蘋秋，看似一个女性名字，其实是一个清奇俊杰的男子。
胡蘋秋（1907年-1983年），原名邵，别署芸娘，安徽合肥人。早年任职张学良军某部，28岁官至骑兵军少将秘书处长。1949年投诚，任西南军区京剧团导演。20世纪60年代初，为山西省晋剧院编剧，也是京剧名票，又是一位极有才情而又勤于吟咏的诗词家，特别是擅长以女性口吻填词，往往有婉约之美，令人迷惑不辨。
1963年，胡蘋秋与杭州著名词人也是张伯驹朋友的周采泉开始在福建南平创办的《乐观词坛》有了诗词唱和，而周采泉把“蘋秋”误看成“秋蘋”，疑是女词人。胡蘋秋也就将错就错，以女性口吻继续在《乐观词坛》上发表词作，且其才思之敏捷，意境之新美，往往令读者拍案叫绝。
福建南平陈守治，字瘦愚，是一位地方贤达，看到了胡蘋秋的词作，认为胡的词作语言优美、清新典雅，如珠落玉盘，非常佩服，便回了胡蘋秋一首词：
蝶恋花·代柬芸娘女词家
绮岁声名高八斗，咳唾珠玑，腾播骚人口。唱彻霓裳三叠后，翻看箫谱填词又。
我是武夷山下叟，北望并州，天末频翘首。交到忘年称畏友，劝君入社休摇手。
胡蘋秋即刻和词：
蝶恋花·和陈瘦愚先生
能吸西江斟北斗，一纸风行，碑在词林口。不栉偶随逢掖后，下车冯妇凭河又。
差似小红依石叟。曲误尊前，鬟亸甘低首。不弃寒闺容小友，添香侍砚垂纤手。
这首和词可谓清丽典雅，尽显一个才女的口吻、风度。这样的“斗、口”韵《蝶恋花》词一出，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好评。
这时，远在长春的词人张伯驹偶然从《乐观词坛》上读到了陈瘦愚与胡蘋秋酬唱的《蝶恋花》词，若有所思，认为胡蘋秋不愧是才女，词作不凡，于是也写了一首：
蝶恋花·柬胡蘋秋词家
笑挟江河杯酌斗，不栉才人，吐唾珠玑口、寂寞词林千载后，当年漱玉而今又。
半世春游成一叟，却对梅花，输与东风首。愿结岁寒图里友，扬鏣分作雌雄手。
张伯驹在词中高度赞许胡蘋秋的过人才情，认为是李清照再世，因而愿与结为词友。胡蘋秋其实也早知张伯驹词作的大名，而且知道张伯驹也是著名的京剧票友，于是，也没有多想，便作词回应了张伯驹。张伯驹十分高兴，认为自己结交了一位才女词友，就把自己的词集《丛碧词》寄给胡蘋秋。胡蘋秋读后，就作了一首词回答张伯驹：
沁园春·题《丛碧词》
满纸秋声，胡为胡来？敢以质君。记《甘州》自寿，生平磊落；《西河》吊古，才略风云。万卷蟠胸，万金结客，公子清名天下闻。风流处，有好花圆月，檀板金樽。
红桑换世移人，拟皂帽辽东自不群。系故园心眼，几开丛菊；暮年志气，犹向风尘。赤县神州，云鬟玉臂，但铸新词情便真。人间福，被先生占尽，往事休论。
这首词的确写得很好，很切合张伯驹一生的实际，上阕是说张伯驹的青年时代及他卓越的词才，下阕是写张伯驹出关东北的遭遇，说张伯驹像高士一样隐居在东北，又赞扬了他暮年的大略不凡，的确是对张伯驹生平、心性的深切理解和对目前处境的深情宽慰，句句知心，字字入情。
张伯驹看了，对胡蘋秋这个心目中犹似李清照的才女，更加倾慕和欣赏，于是也作了一首词：
沁园春·答和蘋秋题《丛碧词》
天外飞鸿，书到辽西，但愿识君。忆延秋坛坫，分曹坐雨；展春园墅，按拍停云。焦尾焚琴，断肠弄笛，流水高山久不闻。销魂际，算歌怜玉树，酒泣金樽。
忽来空谷佳人，似鸣凤翔鸾迥出群。羡阳春郢上，曲高白雪；名泉历下，韵出红尘。风月评量，兰荃契赏，一字千金意最真。吾何幸，得平生知己，馀事无论。
张伯驹本来就是和词的高手，所以这首词也和得很好，可以看出，张伯驹已把胡蘋秋当成了平生知己。
于是，你来我往，唱和越来越多，情意缠绵，虽不久后发生“文革”，这种唱和也未间断，据说积稿达到三大册，名为《秋碧词》。直到1974年，张伯驹的朋友张牧石才知胡蘋秋是个男的，告诉张伯驹，说胡蘋秋是位60多岁的男子，而情性笃厚的张伯驹并不相信，后来确知胡蘋秋庐山真面目之后，张伯驹只有付之一笑。虽说是付之一笑，却也未免心有余憾。这是一场曾使张伯驹情痴梦绕的美梦，是一场倾尽情感和文心的文人之梦，如果说传奇，这才是真正的词坛传奇。
后来经词曲家把他们的故事编写成昆曲《秋碧词传奇》时，张伯驹还赞赏说：“三绝于今成鼎峙，桃花扇与牡丹亭。”他竟然把他和胡蘋秋的传奇故事，拿来与孔尚任的《桃花扇》、汤显祖的《牡丹亭》两部传世名著媲美，并誉为“三绝”，幽默中显露出真情。
1982年张伯驹先生逝世后，胡蘋秋写了一首词，悼念张伯驹：
金缕曲·挽张丛碧
自古谁无死？艳春明、夕阳正好，未当归去，早有文章惊海内，共仰词坛盟主。羡俊侣，道升孟頫。悉数家珍归民有，见襟怀如水知东注。怀璧罪，大功补。
相知廿载交如故。为痴情，欺方负疚，感君曲恕。昨日闻歌犹座上，欲得周郎顾误。盼宠赐，膨褒一语，屡负海棠津门约，悟人生万事归缘数。琴可碎，涕如雨。
上阕言张氏之词坛声望，捐献义举，以颂其才德；下阕言相交往事二三，以“涕如雨”作结，事实、情真、词雅。此词中有“为痴情，欺方负疚，感君曲恕”之语，就是为自己以女子的身份与张伯驹交往，感到内疚。
艰难岁月
张伯驹在长春的好日子不太长，随着“文革”的爆发，张伯驹自然再一次成了批判的对象。他这一次遭受的摧残和打击，远比反右运动更加沉重。张伯驹可被批判的理由很多，既属于“反动学术权威”，又可说是“牛鬼蛇神”，总之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之流，在劫难逃。
的确，张伯驹从来不是文艺上的先进分子，不是政治挂帅的积极分子，他从不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他认为文艺是为了欣赏、陶冶性情。他曾比喻说：“譬如炒了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吗？吃饱了，吃好了，工作有精神了，这就是政治了。”张伯驹其实就是一个不因任何政治风向而改变自己观念的文人。
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造反派”群众在长春市体育馆开会斗争省文化局机关党组书记金树然，张伯驹被拉去陪斗。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张伯驹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被拖着、拉着匍匐前行……
此后不久，吉林省、长春市文化系统又组织了一次全市大游斗，著名戏剧家马明捷先生说他目睹了这一次大游斗，他说他看见张伯驹拄着一根拐棍，白髯垂胸，面如土色，胸前挂一块牌子，写的什么记不清了，但能远远看到张伯驹被扔上大卡车，然后开上大街。
同年9月，张伯驹在北京的住宅也被抄了，一批珍贵文物被烧毁、砸毁，其中一部分文物及家具被扣押、转移。
张伯驹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于是填了两首《金缕曲》，后来又因这两首词，张伯驹被隔离审查，实际是拘捕，被关起来了。
张伯驹这个人很特别，若是别人，被关起来，一定倍感屈辱，可他无所谓，你改变不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依然活得开心且趣事多多。当时规定吸烟者须到门外，张伯驹本不会吸烟，但会经常买香烟装在兜里，看见有人出外吸烟，他便借机跟出去也像模像样抽几口，实则是放放风，活动一下。吸烟者没烟了，他会递过去。他特别希望出去散会儿心，又不愿喊“报告”，则常用胳膊肘碰一下身边的人喊，人家一出去，他便跟出去闲聊。
这年冬天，学习班破例放了一天假，允许回家住一宿，潘素当时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学习班，张伯驹回到家里，空荡荡一个人，自己从未做过饭，怎么办？只好自己煮粥，买了两根黄瓜当菜吃。水烧开了，米未淘洗就倒进锅里。
1970年1月，吉林省革委会政治部对张伯驹的问题终于作出批示，作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予以退职，并送往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落户。这一年3月，东北依然是天寒地冻，张伯驹拖着病体，和夫人坐在一辆敞篷汽车上，紧紧地偎在一起，头发和眉毛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汽车驶进朝阳公社双安大队。村里负责人询问两位老人在此地是否有亲属，是否有朋友，他们摇摇头说没有。这一年，张伯驹已是73岁，潘素55岁，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谁来负责他们的生活呢？于是，双安大队以不符合落户条件为由，不同意他们落户。
张伯驹夫妇离开双安大队那日，仍然是寒风刺骨，他和夫人互相搀扶着，孤独地蹒跚在茫茫的荒野里，于近处的一个车站上了火车，离开了舒兰，离开了他们生活了十年的吉林，再没有归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