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作者 张恩岭
关于这两种结识情形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已无法考证，也无须考证了，总之，他们成了朋友，这本身才是一个传奇呢。二人结识以后，是有走动的，但不多，因为陈毅国务活动多么繁忙啊，张伯驹也不多去打扰，但他们一见倾心，成了知己。在交往中，陈毅知道了张伯驹也擅长下围棋，请张伯驹来家中下过围棋，切磋棋艺。
陈毅的围棋知识和棋艺都很出众，这让张伯驹感到吃惊。陈毅的棋走得非常有力，大刀阔斧，张伯驹行棋飘逸、空灵，不带一丝烟火气。在行棋中，他们的情谊愈加深厚。
1957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就没有再去找陈毅。就这样，4年间，他和陈毅中断了联系。
1961年张伯驹夫妇出关长春，这件事我们在第九章中讲过了。张伯驹去东北之前，陈毅是不了解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张伯驹向他辞行时，他才知道这一切，立即表示要给东北的负责人打电话，让他们照顾张伯驹。虽然真实情况是如此平常，但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可以看出张伯驹的为人与处事风格。被划为右派，蒙受冤屈，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而自己的一个朋友则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毫无疑问是有能力过问一下这个事情的，可是，张伯驹居然没有向他的朋友陈毅申诉一下自己的遭遇，可见张伯驹的耿直风度，也可看出张伯驹的单纯与善良。
1962年春节前夕，张伯驹从东北回京过年，为了感谢陈毅的关怀，才求见陈毅。春节后，陈毅请张伯驹前去聚会酒叙，并请他代约陪客数人，陈毅则约了齐燕铭作陪。席间，陈毅关切地询问了张伯驹在东北的情况。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会面竟成了张伯驹和陈毅的诀别。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张伯驹受到批斗；9月，张伯驹在北京的家被查抄，部分文物被搜走扣押。张伯驹就给陈毅写了一封信，说是家被抄后，已是家徒四壁，将来如何维持生活，还请帮忙相助，等等。但张伯驹当时尚不知，陈毅也受到了“文革”冲击，日子并不好过。
1967年初，所谓“二月逆流”，即“老帅大闹怀仁堂”，与“四人帮”发生公开冲突以后，陈毅处境更加艰难。1967年6月，张伯驹冒着风险又给陈毅写了一封信，表示慰问之情：“公功在国家，尚且被辱，我何足道哉！所指我之罪名，皆是莫须有之事，只可一笑置之！”这封信在“文革”那种特殊时期，没有得到回复。但不管怎么说，张伯驹含泪写的这封信，充满了他对陈毅的敬仰和对陷害忠良的阴谋者的仇恨。在他心目中，陈毅既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干部，也不是红卫兵所攻击的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朋友，一种精神的寄托。
从那以后，张伯驹基本上没有再与陈毅有过直接的联系。我们只是从张伯驹1971年写给周总理的信中，可看到张伯驹是这样谈到陈毅的：“党内老辈，我惟识陈毅先生，五七年、六一年两次晤谈，最后皆谆谆以忠于毛主席相嘱……陈先生知我为泽，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致函其于将来代为安排我之生活，现未能见到陈先生，闻其身体欠安，每以为念。”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张伯驹在时时挂念着他的朋友陈毅。至于社会上流传的张伯驹曾于1971年11月18日给陈毅写一信，信中有“……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的话，这封信究竟有否，也无可靠资料可查，但口气的确像张伯驹的，这种风骨也正是张伯驹所有的。
这里还有一事，应予说明。即陈毅病中，他的两个儿子昊苏、丹淮要同时结婚。昊苏的未婚妻是秦力生的女儿，而张伯驹的一位好友吴则虞与秦力生的女儿恰住同院。因此，张伯驹知道这一喜事后，便由潘素精心画了两幅梅花，张伯驹题诗后，请吴则虞转送相贺。陈毅见到张伯驹、潘素的绘画，才知张伯驹回到了北京，于是嘱咐夫人张茜再询问一下张伯驹的情况。可惜，这一次张伯驹未能见到陈毅。很快，一个噩耗传来，陈毅元帅去世了。
张伯驹得知陈毅去世的消息，异常悲痛。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吴则虞告诉张伯驹，请他写一幅挽联，张伯驹略一思索，挥泪写下了一副气壮山河、悲透九霄的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此联用典可谓自然贴切，出神入化。上联“干城”中的“干”指盾牌，干和城都比喻捍卫者。下联的“挥戈挽日”，语出《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捞之，日为之反三舍。”“尊俎”，指古代盛酒肉的器皿，“接尊俎”系从“折冲尊俎”变化而来，指在会盟的席上战胜对方，后泛指外交谈判为“折冲尊俎”。
这副挽联其情之真切，沉哀入骨，而又不乏慷慨悲壮之气，其雄桀激昂的笔力直透纸背，令人顿生振奋、豪迈的情感。
其后，为纪念陈毅，又由夫人潘素画青绿山水《海思图》，伯驹题悼诗于其画上。首尾两首诗为：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怕听雍门曲，西州事可悲。
霜筠怜故剑，露薤泣灵旗。
国续褒忠录，人寻堕泪碑。
音容图画里，剩寄海天思。
至于张伯驹的这副挽联是否挂到了陈毅的追悼会上，我们也在第十章中讲过。
1977年，《陈毅诗词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伯驹立刻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爱不释手，放在枕边，时常翻阅，借以回忆当年与陈毅在一起的时光。
红楼因缘周汝昌
提到周汝昌，大家都知道他是红学大家，其实，周汝昌的爱好与研究广泛得很，诸如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诗词笺注鉴赏、书法、史地、语言、音韵等，而他真正的爱好与专长是在诗词上。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生于天津，2012年5月逝世于北京，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红楼小讲》等多部学术论著。
介绍了周汝昌，我们就来讲他与张伯驹的关系与交往，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一位红学泰斗与词坛大家的交往。而这交往的缘起，也正始于红学研究，始于张伯驹曾经的住宅承泽园，也叫展春园。所以，周汝昌先生曾说过：“日后有写红学史的，应该对张先生和承泽园的旧事辟一小小专章……”今天，我们就试着完成这个小小专章。
那时正是1947年，张伯驹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文法教授，而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求学。一天，周汝昌看见两个人从贝公楼里出来，男的50岁上下，高挑身材，穿着长衫礼服，颇具风采；女的颇为年轻，打着一把阳伞，光彩照人。周汝昌觉得，这种风度翩翩、儒雅风流的人不像是燕园中人，后来得知，这就是张伯驹夫妇。
1948年农历十月，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二楼举办自己收藏的书画精品展览，其中有一幅曹寅的《楝亭图》，还有一幅纳兰性德的小照。当时正在撰写《红楼梦考证》的周汝昌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观看。他看到《楝亭图》四围绫边上，名字题咏已无空隙，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伯驹的《贺新郎》一词，词句中涉及“红学”旧学贾宝玉即纳兰一义。于是，周汝昌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词，每句下都有注释，句句讲曹家的史迹实事，暗暗纠正向来被误认的宝玉即纳兰之说。
张伯驹看了周汝昌的和词，非常惊喜，认为少年学子文笔不凡。于是，张伯驹传话要会一面。但见了周汝昌，不善言谈的张伯驹也没说几句话，只是把自己的《丛碧词》送给周汝昌一本。周汝昌毕恭毕敬接过来后，如获至宝，回校后反复读了数遍，非常赞赏，但也在音律上提出了70多处意见，一一标注在《丛碧词》上，又送还请张伯驹过目，张伯驹从善如流。于是，周汝昌越发钦佩张伯驹了。从此，他们开始了交往。
当时张伯驹所住的展春园离燕京大学不远，每天下午，周汝昌都去张伯驹家里坐坐，因为那儿是书画之府、丝竹之乡。入厅后，周汝昌便自寻座位，因为熟了，宾主常是不交一言，如同家人，也没有客套俗礼。宾主双方就这样互相信任，超脱世俗。周汝昌由此认为，张伯驹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他们的友情就在这平凡的相处中不断加深，张伯驹把周汝昌视为词学知己，而周汝昌则在这里感受传统文化的光辉。
不久，《丛碧词》增订排印，周汝昌便为该书写了跋文，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指张伯驹）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此语一出，当时文坛上正如周汝昌所说，“众老先生闻之，颇讶狂言，不无讥议”。
《丛碧词》连制三次版，周汝昌就作了三次跋。周汝昌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张伯驹非常感动。日后，张伯驹将此记于《无名词》自序中，他写道：“……自三十岁学为词，至庚寅后二十几年，有集《丛碧词》。周玉言君跋云，词以李后主始，而以余为殿。此语一出，词老皆惊，余也汗颜，而心未尝不感玉言也……”张伯驹从此凡作词，必送周汝昌先看。有一次周游大觉寺，张伯驹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让周汝昌看，两眼却全神贯注地看着周汝昌——看他读词时的“面部表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