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征

写完王士禛，望望窗外，细雨蒙蒙，绿柳婆娑，这天正是谷雨。

远树无枝、远水无波，沉浸在这诗意的窗外画景中，我多么想与300多年前的渔洋先生（王士禛，号渔洋山人）再做一次时空的对话——先生，我不能对面聆听您的教诲，只能在文字的沙海里爬梳剔抉、参互考寻，为的是一步步接近您，探寻那些时空中稍纵即逝的灵光、幽奥和玄微。我知道，我是站在研究您的众多学者的肩膀上与您对话的，我用键盘敲出的这些字，用这些字拼成的大餐，酸咸之间，是否合乎胃口？您说，诗的韵味在酸咸之间，其妙处在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评传却必须明昏启聩，做结论性的判断。好在，我是尽力的，那个缥缈无定的神韵诗说，我自感触摸到了它的脉搏。期待，那个时空中的您，也能给我投来温柔敦厚的一笑。

接受这个任务，是在五年前，为了与渔洋先生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尽力在工作之余，沿着他的足迹去触踏他走过的大地和抚摸他曾经抚摸过的瓦木砖石。

渡清远峡，来到广东清远的飞来寺，我去感受渔洋先生所谓“石壁留孤云，飞亭俯江色”的壮丽，在“鸟啼翛翛竹，花覆濛濛水”的亭栏处，远眺江水，船舸点点，便真的有了“逍遥问摩诘”的滋味了。

山西榆次什贴镇那个投宿之地，可能是我住过的唯一一个乡镇级的旅店，一夜15元钱。在王士禛时代，这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官驿，西来东去的官员几乎都要在此落脚。康熙十一年，王士禛主试四川乡试，就曾在此驿站中停留，并在当地官员的安排下，看了一场射箭表演。傍晚，在过访一个荒寺之后，我们来到断崖旁，那条官道就在我们的脚下。抬眼望去，崖深丈许，蓬蒿满崖，几只大鸟自崖对面飞来，叫声悠扬，那回音自谷底传来，又随白云散去，似是一个遥远的致意。

感谢黄宾堂总编对我的信任，让我能与王士禛这样一个巨灵做五年充分的对话；也让我把明末清初的历史撕开冰山一角，并烛幽探微，对其中的些许人物、事件做历史与现实的深切观照。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读史的乐趣，也得到了知识的充实和现实的参照与感悟。

渔洋是一位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官员，而且是一个大官，历代有影响的诗人中做到他这种高位的，不多。这也许是他将诗法和处世之法相统一的结果。

渔洋一生中有四次被降级、撤职和罢官的经历。幸运的是，每一次，他都得山水之助，在山水之间洗涤烦忧，留下风流华章。得意时，他能诗酒唱和，失意时，他可以遥望天空。可贵的是，无论怎样，他都能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循。他的风流即在此。他深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道理，当他必须面对时，他可以咆哮公堂；当他需要回避时，也可与陈焯一天胡扯，即使好朋友来借钱，他也没有豪举，而是由夫人褪下腕上的手镯；即使如赵执信辈，骂到他的脸上，他也没有激愤之情，而是淡然一笑，不做回应。渔洋的韵味确在于此。

但是渔洋的无迹可循，却不可作无所作为的曲解，他一生讴歌忠烈，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忠烈是他人格的基石。无论是俶山祠前，还是五人墓旁，无论是国士桥头，还是杨慎故宅，每到一地，他都要在忠烈面前作流连慨叹。有了这种人格的基石，王士禛便能舞动处世的太极，打起灵魂的乒乓，在你推我挡之间，保护自己，成就别人。所谓“成人达已，内圣外王”是也。

人们对清代的文学成就似乎仅仅专注于《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以至于清诗常常被人忽视。明人焦偱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认为各个朝代都有巅峰的文学样式，如汉魏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殊不知，正是这种观点误导了人们对传统诗歌在清代地位的认识。在清代，由于有了如王士禛这样痴诗如命的人，清诗成为了中国诗歌——这一最古老的文学样式的集大成者，但是集大成的顶峰在哪里？在此，我还是引用著名学者胡怀琛的观点——即在王渔洋！胡怀琛先生有一本著作——《中国八大诗人》，继屈、陶、李、杜、白、苏、陆之后，第八大诗人就是王渔洋。何以如此？综合诸多学者和胡怀琛先生的分析，我认为：其一，王士禛“我本恨人，性多感慨”的天性，他找到的最好的抒情方式，自然是诗歌。即说，王士禛有诗人最好的基因。其二，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字传承的最晚期，传统的积淀已经非常深厚，王士禛先学唐后学宋、学宋后又宗唐，使他能兼融并蓄。清以后，进入白话文时代，再也没有古诗歌得天独厚的土壤了。同时，满族人尊古、复古，这是清代训诂和学术飞速发展的根本，而诗歌也得以在古文字中汲取更多营养。王士禛科举出身，自然在古文字的浸润中出类拔萃。所以，中国诗歌最好的土壤出现在清代。其三，中国诗歌讲究含蓄、婉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像外国诗歌那样直接，而这正是中国诗歌的正宗传统，所谓以诗教化。王士禛诗风的温柔敦厚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学说，正是中国诗歌的正宗传承。

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看，清诗是中国诗歌的集大成者，从王士禛生活的时代和他的诗风看，王士禛是中国诗歌在清代发展的巅峰。

渔洋是位诗歌大家、诗论家，他的“典、远、谐、则”之说是诗歌中的瑰宝，他的神韵诗说光照中国文坛380多年的历史，神韵的精髓在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而要说透这个理论却是即便着万言也难道尽的。渔洋一生参禅学佛，其思想博大精深，我也力图以讲故事的方式增强其可读性，至于效果，只有让读者评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用这种新闻体来写作，是因为我的新闻经历。前面加上导语，可能也是职业习惯。同时，为增强可读性，我在书中加入了在王士禛笔记和诸多清人笔记中所见到的故事，当作是传记文学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