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战西
（上接9月18日7版）
杜建超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经族兄杜振介绍，来到禹县城南50里的黄岗店的伪税务所谋职。这里与郏县、襄县接壤，盛产烟叶。因烟叶利润比较高，禹县伪政府在此开设税务所，以收取烟叶税为主。同时，这里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非常有利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杜建超来到此处，就住在新民烟草行里。
因这里种植烟叶，相较于豫东的扶沟、西华等地，比较富裕。因此，此地的地主、豪绅多有家丁看家护院，且民间枪支较多。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杜建超重点是发展党的地下武装。他利用公开的身份，经常到当地的大户家里了解情况，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过一段时间，他就回到许昌县城，向地下许昌县委书记彭国正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发展壮大党的地下武装，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武器短缺问题。杜建超利用公开的身份，主动与商人、地主、土豪联系，想方设法从这些人手中搞到枪支弹药。杜建超通过与驻禹县国民党保安团副团长石耀武多次接触，两个人渐渐熟络起来。了解到石耀武家中存放有几把手枪后，杜建超瞅准时机，将这些手枪弄了出来。驻禹县国民党29军一宋姓便衣队长，经常出入风月场所。一天，杜建超发现此人又进入禹县的一个青楼，便尾随其后以待时机。不一会儿，杜建超便将宋随身携带的20响驳壳枪弄了出来。在伪税务所任职期间，杜建超经常走村串户，与烟农交朋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把一批思想坚定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杜建超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地下武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批人被编入豫西我军地方部队。
1945年春，许昌、襄县、禹县相继被日军占领。在许昌被占领前的一天，上级党组织找到杜建超，让其尽快到许昌北大街于家胡同参加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让杜建超随伪河南教育馆向南阳迁移，以便保存力量。
搞武器 做策反
为全国解放战斗不止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从此，中国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三年解放战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杜建超又回到了许昌。
此时，河南伪保安处的肖洒从西安胡宗南处回到许昌，成立了豫中联络处，自任主任，并开始招兵买马。为了从肖洒那里搞到较多情报，杜建超趁此机会，打入伪联络处内部。通过杜振的关系，杜建超当上了豫中联络处的上尉副官。
此次打入伪联络处内部，杜建超的主要任务是策反敌伪人员，同时想方设法搞到我党地下武装急需的武器弹药。杜建超利用公开的身份，接触到了曾跟随日军的翻译官黄光武。一段时间后，黄光武被成功策反。趁着日军投降这个空隙，黄光武从溃败的日军手中购买了长短枪10多支，各类子弹3000多发。杜建超利用联络处副官的身份从伪治安人员私人武装手中购买枪支弹药。短短几个月时间，杜建超就筹集到机枪、步枪、手枪100多支，子弹10多箱。
独闯龙潭虎穴
解放战争中建奇功
1947年，全国进入解放战争第二年。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解放区采取重点进攻。经过一年的苦战，国共两党的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
1947年底，许昌解放。受中央社会部北方局指派，杜建超南下武汉，主要任务仍然是策反敌人，收集情报，为解放中南地区做准备。在伪联络处期间，杜建超与另一位副官邢之杰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当然，邢之杰并不知道杜建超的真实身份。一天，杜向邢说不想在肖这里了，想去武汉发展，让邢帮忙找关系。邢之杰不知道杜建超的真实目的，便把他介绍给了在京汉铁路任伪警备总队参谋长的邢钟宇。邢钟宇是邢之杰的家兄，自然不会对杜建超有任何怀疑。
1948年夏，杜建超来到汉口。坐落在汉口江北岸的京汉铁路机务段聚集了大量的铁路工人。杜建超时常身着便装，深入工人之中，宣讲革命道理，讲我党很快就会取得胜利，讲工人的权利等。之后，一批表现积极、思想坚定的铁路工人被杜建超组织起来。
通过邢钟宇的关系，杜建超结交了京汉铁路汉口地区铁路伪警服务大队副队长高光弟。经过杜建超劝说，高光弟投诚。
国民党武汉当局深知失败已不可避免，加快对铁路设施破坏，并将一部分器材设备转移。杜建超带领工人骨干力量开展护路护车活动，阻止敌人破坏。1948年8月的一天，杜建超从一名工人口中得知，国民党要将存放在车站内的数十吨食盐焚毁。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组织工人轮流日夜看护，使国民党的阴谋始未能得逞。
在组织工人开展护路斗争的同时，杜建超还深入武汉大学，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罢课、游行等活动。杜建超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有效地配合了汉口当地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其他活动，受到了主管领导的肯定。
1949年5月中旬，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长驱直入，浩浩荡荡开进汉口。驻守在武汉三镇的国民党军队，迫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向南撤退。解放军兵不血刃，解放了武汉三镇。而此时，解放军已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国民党军队。全国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杜建超又接到新的任务：策反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育长王祖文，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和地面机械维护等技术人员加入我方，为新中国未来空军建设和发展广罗人才。随后，杜建超决定只身前往国民党空军司令部。
由于杜建超没有中间人介绍，也无任何关系可以利用，如果直接去找王祖文，一旦其翻脸，杜建超必是有去无回。为了建设新中国的需要，杜建超下定决心——即便牺牲生命，也要完成上级党组织交付的任务。
王祖文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号召下，留学德国，学习航空飞行。学成回国后，王祖文加入国民党空军，是国民党空军最优秀的飞行骨干。他曾与飞行勇士孙桐岗，共同驾驶克林姆-32型小型飞机，分段长途飞行大半个中国，宣传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遗训。
王祖文1935年9月任国民党空军上尉。1938年，上海、南京、广州相继失陷后，王祖文随国民党空军转移至衡阳。这时，他已升至国民党空军少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教育长，掌握大批的技术人员。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在这样的形势下，王祖文颇感迷茫，不知道接下会是怎样的变化。
面对杜建超的到来，王祖文似乎看到了希望。杜建超细致、耐心地给王祖文讲当前形势、新中国的前景。数日后，王祖文决定向我军投诚。随后，王祖文和16名思想进步的机修、飞行等专业人员一同奔向解放区。
1949年8月的一天晚上，王祖文等17人来到约定的地点，在杜建超的带领下，向北进发，奔向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武汉。
王祖文一行利用国民党空军的身份，通过了敌人的盘查，终于到达了第四野战军司令部。
第四野战军负责社会部情报的副参谋长肖克会见了他们，对他们弃暗投明的壮举给予了赞许。肖副参谋长特地表扬了杜建超的无惧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王祖文投诚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国民党空军技术人员为我军所用，第四野战军情报部门命令杜建超前往衡阳，策反机场的王场长。由于这个王场长在航校时，和王祖文是同学，王祖文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我方的待遇政策和对技术人员的渴望、尊重，言之灼灼，情深意切。
杜建超怀揣此信，重新踏上南下的征程。历经十余天的艰难跋涉，杜建超又赶到了衡阳。这时的衡阳机场已是一片混乱，设备、人员都在做撤离衡阳的准备。杜建超冒着生命危险，见到了衡阳机场的王场长。
王场长思想比较顽固，当杜建超将王祖文的亲笔信转交给他后，他并没有立即表明态度。杜建超晓之大义，耐心说服，王场长只是推托还要考虑考虑。杜建超只好在附近的一个旅社暂时住了下来。隔了两天，杜建超再次找到王场长对其劝降、说服。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杜建超锲而不舍，多次前往机场，反复做王场长的思想工作，可王始终下不了决心。随着战局的快速发展，这个机场的全部飞机、人员、设备向南撤往柳州，并准备从柳州再向南撤到海南岛。尽管王场长未答应投诚，但也没有一口回绝，而杜建超更没有轻言放弃。
临撤退的前两天，杜建超再次来到机场。王场长对杜建超说到柳州再具体商谈。杜建超准备立即启程前往柳州。出机场到衡阳火车站，杜建超发现站内停有一列装满武器弹药的火车，他先是仔细察看了车站内的地形，等到天黑以后，果断地将其炸毁，随后立即踏上前往柳州的征程。由衡阳去柳州山高路远，道路崎岖，杜建超抱定决心，日夜兼程，可是终究还是没有追上王场长。
1949年11月22日，第四野战军13兵团41军在邓岳军长的指挥下解放了桂林。几天后，杜建超也赶到了桂林。他刚到，就得到了广西解放的消息，只好停止了追赶王场长的步伐。按约定到柳州继续做王场长工作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杜建超来到13兵团司令部情报处，亮明身份，报告了策反驻衡阳空军的前后经过。刚刚解放的桂林，建立新的领导政权急需各种人才。经过有关负责人安排，杜建超先到城市接管干部培训班学习了3个月，之后被分配到桂林市公安局第一科，仍然干他的老本行，负责肃清当地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敌特人员。
由于新旧政权交替，国民党潜伏的情报人员不断组织人员破坏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干部，刺探我军情报，对新生政权的建立和稳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和破坏。在这段时间里，杜建超和战友不分昼夜，抓捕和审讯敌特人员，组织剿灭小股零星土匪和散兵游勇，巩固了新生政权。
身处逆境 不改初衷
坚定对党的信念
在革命过程中，杜建超历经艰险，多次变换身份，为了斗争的需要，先后化名杜建成、任天民、马宁、杜建等。由于身份特殊，斗争形式隐蔽，在进入和平时期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也使他遭遇了人生的不幸和磨难。
刚到桂林市公安局时，杜建超的真实身份因当时形势的纷乱而得不到证实，有人对他的党员身份产生怀疑，在召开党员参加的会议时，不通知他参加。杜建超思想上有了很大压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当他提出欲回千里之外的许昌、扶沟，找到当年的组织和当事人出示证明文件时，又因工作任务繁重、人手紧缺而不被公安局批准。在此情况下，杜建超并没有懈怠，仍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夜以继日紧张忘我地积极工作，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1954年春，杜建超回到老家扶沟，先后被安排在县建委、县高中工作。一直到1959年，这4年多时间，是杜建超一生较为安定的时光。他与妻子得以团聚，先后有3个孩子出生。
1959年，一场政治风波波及杜建超。8月的一天，他正像往常一样忙碌工作，突然被通知到县城的另一个学校参加会议。杜建超刚到场，就被推到台上接受批斗，罪名是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的叛徒。人们对其进行推搡，按他的头，揣他的腿……批斗结束后，杜建超停止了工作，被关起来交代问题。杜建超将参加革命后参与的各项活动的时间、地点、过程等全部如实写了出来，但是不被认可。迫于压力，杜建超只好将材料重新抄写。从此，杜建超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逆转。
杜建超从接受批斗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一家五口人顿时断了生活来源。随后，杜建超又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公社中学，在学校做勤杂工进行劳动改造。这之后，学校每次开会，都要把他拉出来批斗一番。在1962年夏天的一次批斗会中，杜建超的右腿被打致残。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文革”开始后，杜建超一家人被送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在那一段特殊的岁月里，杜建超经常被拉到不同的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有一次，造反派用铁丝吊起黑板，挂在他的脖子上，两边各有一人拉来拉去，杜建超实在难忍，一头栽倒在地，门牙也磕掉了。
当时，杜建超的几个孩子，老大才刚上初中，老三在小学读书，因杜建超被误认为是叛徒、特务，孩子们也不能上学了。为了不株连家人，杜建超有家不回，就住在村子外集体菜园的小屋里，靠捡菜叶度日。经多次批斗，这位体格健硕、身材魁梧，曾独闯虎穴的无畏战士，身体垮了下来，躺在床上5年之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口粮不够吃，杜建超就流落到鄢陵县的张桥一带要饭度日。
身处逆境的杜建超，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有一天，刚满10岁的三儿子从电影、戏剧中看到叛徒、特务的形象，便问他的父亲，你怎么会是特务呢？杜建超眼里噙着泪水，说，孩子，你要相信你的父亲绝不会是那样的坏人。他始终相信党组织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
历经磨难与坎坷
一个真实的共产党人终于得到还原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干部政策的逐步落实，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一大批在“文革”中蒙冤、遭受排挤的老干部陆续回到领导岗位。
上世纪80年代初，扶沟县委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证，恢复了杜建超的干部身份和经济待遇，摘掉了强加在其头上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要享受红军待遇，必须找到原始档案资料，并得到中央组织部等相关部门的认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引导杜建超走向革命道路的杜希唐出任河南省文化厅厅长。得知这一消息后，杜建超找到杜希唐，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澄清身份。杜希唐的妹妹展袖，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罗青长之妻。同时，展袖与杜建超的妻子何秀儒30年代在开封女子师范上学时是同学，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1981年下半年的一天，杜建超及妻子何秀儒在二儿子杜团结的陪伴下，辗转来到北京。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终于见到了罗青长。当何秀儒见到40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展袖时，二人感慨万千，相拥而泣。
罗青长认真听取了杜建超从参加革命一直到现如今的情况后，请中央组织部时任部长宋任穷，给予协调安排、落实。
新中国成立后，之前的中央社会部的名称和机构历经多次组合与变动，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因极左路线的干扰，也受到了冲击。“文革”刚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中央社会部、调查部的原始档案，被转移至八达岭地区一个秘密的山洞内保存起来，并由北京卫戍区派出两个连的兵力严加保护。这样，我党隐蔽战线一大批战士的原始档案材料，就被安全、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罗青长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杜建超的代号，不同时期的化名、工作情况等原始材料，终于在大量的档案材料中被找到，这最终使杜建超享受到了红军待遇。
罗青长语重心长地对杜建超的二儿子说：“你们应该感谢周总理，把你父亲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档案完好地保护下来，不然就真的没有办法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和解决他的政治经济待遇了。”罗青长详细了解了杜建超的身体情况后，又特地安排杜建超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和治疗。
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20多年、历经磨难的共产党员杜建超于2001年11月逝世，享年85岁。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笔者以此文怀念为新中国的建立卓绝奋斗、无畏牺牲的革命前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