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因患黄疸性肝炎正在医院治疗，忽然，同事急急忙忙地赶来告诉我，他们接到从河北唐山打来的电话，说我的哥哥因病去世。

什么？三哥去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反复追问：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同事用低沉的声音郑重地回答：这事儿还能开玩笑？是真的。

我惊呆了，大脑瞬间一片空白，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十天前我们还在北京见面呢！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思想情绪，都没有丝毫异常呀，三哥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呢？他才49岁呀！

顾不了自己的身体，我立即出院，和爱人于第二天下午赶到唐山。来到三哥居住的楼下，看到悬挂着三哥遗像的灵棚，我的腿软了，扑倒在灵前，号啕大哭。

我的家在沈丘县莲池乡胡楼村，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们兄妹8人，唐山的哥哥是老三。1960年自然灾害时，三哥正在虎头陈寨上初三，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那时根本没有粮食，他是以树叶和野菜充饥艰难度日的。听三哥后来说，上课时饿得心慌、头昏，盼着下课，但下了课又没有东西吃，只好往树上爬，摘树叶子吃。当时母亲因缺乏营养患了严重的浮肿，住进了村办医院，看到三哥脸色蜡黄，骨瘦如柴，心疼至极，从邻居家借来一把面，又从地里捡些红薯秧子，摘下几片叶子，拌在一起蒸了蒸，给三哥送去了。三哥如获至宝，狼吞虎咽，可吃了几口就停了下来。母亲问：咋不吃了？三哥说：吃饱了。母亲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紧紧地抱住三哥大哭了一场。他哪里是吃饱了啊，是舍不得吃啊。就这样，一顿吃一小撮，几把菜叶整整吃了一个星期。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三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河南省重点高中——商丘一高。

进入高中后，生活更加艰苦，冬天睡觉没被子，就盖着破大衣，起床后再穿到身上御寒。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元钱，他平时连5分钱一份的菜也不舍得吃。有的同学吃不了苦，退了学，而三哥还是咬牙坚持，考取了天津南开大学。按以往的惯例，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不是分到新华社，就是分到其他中央级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但三哥生不逢时，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他被“分配”到河北省遵化县西下营劳动锻炼，而后到小马坊中学教书。这个中学四面环山，人烟稀少，只有200多名学生，老师大部分是本地的，只有三哥是外地人。放学后其他老师都回家了，学校里就只剩三哥一人。面对漆黑的大山，听着野狼的吼叫，顶着怒号的山风，那种孤独、无助和恐惧可想而知。

面对恶劣的环境，三哥没有退缩，凭着出色的工作和渊博的知识，他被调到遵化县文化馆担任小报编辑。不久，唐山市广播电台发现这个小报编辑水平不低，就把他调了过去当编辑，后来三哥又担任唐山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几年后，三哥觉得他不是当官的料儿，主动申请去了唐山市文联，任文联副主席兼《唐山文学》主编。

到文联后，三哥如鱼得水，除了做好《唐山文学》的工作、培养出了几个国内有名的作家外，还写出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晚上加班写作成家常便饭。也可能是熬夜过多，也可能是过于劳累，正当三哥大展宏图的时候，却突然辞世。据三嫂说，那天吃过晚饭，她去一个同事家，三哥则在书房写作。回来后，她敲三哥书房的门，未开，以为他休息了，怕打扰，就没放在心上。第二天清晨，又敲门，没有应声，才感到大事不妙。叫来邻居，破门而入，看到三哥安详地背靠在床头，呼吸已经停止，未完成的小说稿摊在写字台上，钢笔还没合上。

三哥比我长7岁，他既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老师。在三哥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写作，每当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我都会寄给三哥看，每次他都很快回信，不是在我写的文稿上圈圈点点，就是告诉我该如何刻画人物，如何设计情节。有一次我写了一个中篇，足足五万字，寄给三哥后，他不但作了修改，而且又全文给我抄写了一遍。在三哥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通讯报道近300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近40篇，还出版了作品集，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成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没想到三哥却不辞而别，痛苦之心，撕心裂肺，怀念之意，溢于言表。

呜呼，三哥，一路走好！受了一辈子苦，愿你在天堂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