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高明

母亲回家做饭去了，哥哥也要上学，我一个人留在野地里看守红薯，新鲜的红薯，刚刚从泥土里犁出来的。我们家整整分了六大堆，至于有多少斤，我不知道。生产队分红薯从来不论秤，论堆，一人一堆，我们家有六口人，分了六堆。在那个以红薯果腹的日子里，我吃得胃发酸、眼发绿、头皮发麻，多一点少一点，谁还会计较呢？

这一块地的秋收算是结束了，田野里空荡荡的，大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同样的劳动又会在村庄的其它地块重新开始，这我能想得出。我知道红薯产量高，村里的土地十之八九都种上了红薯，剩下那一点土地种些大豆和高粱，是为那一群同样一年忙到头的牲口留下的，它们尽管不会说话，但我们也不能亏待它们。母亲临走的时候扔给我一把镰，吩咐我：“别只顾玩，地里的红薯秧子多的是，队里作饲料又用不完，邻居都弄了一些回家，我们也拉一些，冬天喂猪喂羊的饲料都有了。”

我打算捉一些蛐蛐玩，顺便饱一顿口福。野地里的蛐蛐实在太多了，还有蝈蝈和蚂蚱，我已经有小半年不知肉味，我早想好了，捉一些来，用狗尾巴草串着，烧锅的时候往灶膛里一塞，烤得金黄金黄的，又香又有嚼头，实在好吃极了。没想到母亲的一句话，全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在翻过的茬地里走了一个来回，脚下的蚂蚱和蛐蛐像潮水一样四处乱蹦，无论我走在哪里，它们都在躲着我，仿佛像躲瘟神一样。我望一望空阔的田野，发现村邻早已把分到的红薯运回了家，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秧子胡乱地堆放着，整块地只剩下我们家的六堆红薯和孤零零的我。我回头望一望村庄，村庄也好像孤零零的。

我试着将秧子拖在一起，发现秧子下有好多的红薯没有收，有的愣愣地躺着；有的在土里只露出一段梗，你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有的被犁子划得体无完肤；有的连秧子还没有割掉，可是拉犁子的牛却被人牵走了，扶犁子的人也走了。

在地块的西边有一条干沟，和南边的蓝沟河紧紧相连。这是村子里灌溉用的，也成了村庄的分界线，但干沟的主权是属于我们村的。我发现干沟下有十多棵红薯没有犁，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新土，显然是犁地的人故意留下的。我知道，不是牛不愿意，而是扶犁子的人不愿意犁出来。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熬个收成，却不收干净，真不是咱庄户人。

我或许能查出这个扶犁子的人，因为整个生产队会使牲口的人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大伯，一个是我父亲。当我蹲下身挖红薯时，一个人拉着架子车远远地过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没想到这么慈祥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远远地喊着我的名字，我装作没听见，低着头继续挖。他放下架子车，一路小跑来到我的面前，吵吵着问：“儿子，挖啥呢？”

“红薯！”我没好气地说，“多好的红薯啊，埋在地里不白瞎了吗”？

“你懂个锤子！”父亲咧着嘴笑了，看一眼堆在干沟上的红薯秧子说：“人不能吃独食，这野地里也有一些野兔和刺猬，它们也需要吃饭，它们也需要过冬。这秧子和没收的红薯是我特意留给它们的，你不能收。”我一听便明白了，慌忙站起身子。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帮着父亲干活，帮着他装车，帮着他推，帮着他卸。我看到好多蚂蚱、蛐蛐在我脚下乱蹦，还看到一只野兔和刺猬在干沟上爬来爬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拉完红薯之后，我们又将散落在地里的秧子拉了三大车。不过，干沟上的秧子我们一点也没动。回到家后，我们把红薯窖在院子里，青青的秧子搭在墙上和房顶上。秧子太多，院子里实在放不完，剩下的一些只好挂在高高的树杈上。不只是我们家如此，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如此。远远望去，整个村庄像种满了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