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箴廉
“为学先为人”，是张伯驹生父张锦芳先生，教育张伯驹启蒙时的一句至理名言。张伯驹生于项城市闫楼村，生父张锦芳先生，为人开明大度，无意功名，读书课子，以善为乐。张锦芳先生教育子女，完全按照古时儒家传统的教育原则，讲究内外并重，道德与学问并重，修己与经世并重，把人伦道德看成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清代学者陈宏谋先生，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提出首先要“学为人”。如何为人？就是“端品行” 。清乾隆丙辰科状元金德英说：“读书养气，端品行长学问，才能有利于自我修身和立朝从政。”孔子认为：培养“士” 与“君子”，首先应从品德修养方面做起，可见“端品行”的重要性。张伯驹于童蒙之时，其生父张锦芳先生，就很重视他道德与知识方面的成长，将道德修养与文化知识看得同等重要。所以，他提出“为学先为人”。这句话也成了张伯驹启蒙时的座右铭，并伴随其成长，使他终生受益。
张伯驹6岁那年，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先生。那时，张镇芳先生任长芦盐运史，任所在滦州。张镇芳先生先将张伯驹接往滦州任所，后随张镇芳先生到天津家中就读。之后张伯驹便受到了更系统、更全面、更严格的教育。张伯驹聪明好学，少年时即能背诵《增广贤文》，稍长已通读《二十四史》，熟背《古文观止》，细谈《资治通鉴》。
儒士教育子女，讲究父母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宋颜延之在《庭诰》中说：“身行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而且，儒士更要求学以致用，关心民瘼，能够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如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张镇芳先生学问渊博，贯通古今，培养张伯驹，完全按照培养“士” 与“君子” 的要求，并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张伯驹是我国近代集文物收藏家、词学家、书画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师。张伯驹为使国宝“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不惜将倾尽家产、高筑债台，集毕生心血所收藏的书画珍品，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等数十件国宝，悉数捐献国家。其化私为公之精神撼动山河，其胸怀博大、品格高尚，世人无不敬仰。
下面笔者以学子复读圣经贤传的心态，将张伯驹先生平生所做的常事略述几件，表示对张伯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
扶危济困 帮助乡邻
张伯驹平生最爱乐善好施，惠济难民，老人有位二代姨表袁克定（张镇芳和袁世凯的母亲都是江北提督刘永庆的姑母，所以张、袁二人是姨表，二位与刘永庆，则是姑表），袁世凯死后，袁克定穷困潦倒，生活没有依靠。张伯驹资助他，让袁克定居住在承泽园家中一幢小楼内。袁克定精通英语和德语，楼居译述，安度晚年。和袁克定居同一楼内的还有画家秦仲文，袁克定居楼下，秦仲文居楼上。秦仲文也受到张伯驹先生资助，客居楼上作画。
张伯驹喜京剧，和京剧名家余叔岩是师生亦是好友。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先生倡议为河南灾区募捐义演，参加的京剧名家有程继先、郭春山、魏连芳等。那时文人和名家同台演戏是极风雅的事，又是赈灾义演，一时轰动很大，演出极一时之盛，收入颇丰，张伯驹也流露出兴奋之色。
1930年春，后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项城人赵沨，正在开封建华艺术学校读书，艺校突然被查封，赵沨也受到了牵连，无法在家存身。赵沨的父亲便给张伯驹写信，交给赵沨说：“你先到北平躲一躲，实在有困难，就拿着这封信找张伯驹，他和咱们有远亲，他会帮助你的。”等赵沨到北平之后，因张伯驹刚外出，赵沨没能见到他。等张伯驹从外地回来，看到赵沨带给他的信后，就派人送给他100元钱，让当时的赵沨生活有了着落。
爱祖国爱人民
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张伯驹始终不为国民党政权之官吏。北大学生会反迫害反饥饿这一年，张伯驹便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参加北大学生会，协助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和平解放北平运动。1948年11月，解放军离北平不远，张伯驹当时住颐和园，公交已不通车，张伯驹徒步进城参与和平解放北平事。中共代表崔月犁有时直接到张伯驹家中商谈。为此事，国民党特务曾寄给张伯驹一颗子弹，警告他不要再向傅作义劝降，但终未能阻止张伯驹的爱国情怀。在各方的努力下，傅作义决定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北平，于1949年1月上旬，解方军进城，北平和平解放。
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张伯驹曾多次组织京剧义演。
张伯驹很期盼台湾回归，两岸团圆。某年元宵节，在民革和中山书画社举办的一次集会上，张伯驹对没有台湾代表参加深感惋惜，即席填词《浣溪沙》一首，表示对台湾回归的渴望。其词：玉镜高悬照大千，今宵始见一年圆，银花火树夜喧阗；隔海河山同皎洁，阋墙兄弟早团圆，升平歌舞咏群仙。
张伯驹切盼，有那么一天能和台湾的学者、同行、共聚一堂，切磋学问。恰巧盛会上，邀请的有刚从美国回内地探亲的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著名画家方君璧女士，她和张伯驹同席吟诗作画，同时又有北京中山书画社顾问王莲芬先生，书写这首词，赠送方君璧女士，带去国外，以慰张伯驹思台回归之情。
誓死护国宝
1941年春，张伯驹到上海分行当经理，租居培福里，遭汪伪“七十六号” 特务绑架，逼张伯驹出卖镇斋之宝《平复帖》。张伯驹此时心里想：“国宝是属于人民的，我张伯驹有权保护，却无权处理，头可断、命可丢、国宝不可失。”这种浩然正气、凛然大义，其势不可侵。张伯驹曾以绝食抗争，后来绑匪获不到国宝，又改为诈其钱财。在被囚的几个月中，张伯驹向前来探视的夫人潘素关照说：“宁可死在魔窟，也决不变卖其所藏文物赎身。” 张伯驹一心护国宝，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高尚品格，令人可歌可敬。
提掖后进 热爱文化事业
张伯驹热爱诗词，从1951年~1956年，在展春园张伯驹家中，结庚寅词社（展春词社），不定期聚会，参加的老者如汪仲虎、夏枝巢、许季湘、陈莼衷等，并邀少年而好倚声者，数人入社，以提掖后进。1951年，以关庚麟为首的梯园诗社，于承泽园张伯驹家中举办重三禊集，骚坛精英云集达40人之多，可见张伯驹对文化事业的关心。
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二人移居后海南沿，每月约请章士钊等人在家聚会，进行“打诗钟”与对联创作活动。同年，张伯驹与萧劳、郑诵先等人共同发起并创建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书法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张伯驹任副主席，并多次举办展览。1962年，在北京举办了历代书法展，包括真迹、复制品、珂罗版照片等，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人朴实 交友诚信
1947年，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他希望找到一件流传有绪的显赫名迹《平复帖》试行著录。但如此珍贵之国宝，怎好向张伯驹提出借阅的请求。不期大出意料，张伯驹对王世襄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仔细地看。”就这样，王世襄把宝中之宝《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捧回家。事后，王世襄激动地说：“仅此就足以说明伯驹老人是多么信任朋友，笃于道义。”这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终身怀念吗？
恕人恕物 博大胸怀
1970年1月，张伯驹与潘素两位老人，被送往吉林省舒兰县朝阳公社劳动改造，当地以不合插队规定为由，不予接收。数日后，张伯驹夫妇返回北京，成了没工作、没户口的“黑户”，粮票也靠亲朋资助，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副总理曾约张伯驹吃饭，并问起他的情况，张伯驹坦然地说：“……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太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一个受了冤枉的人，不仅不埋怨，还念念不忘祖国的富强，这正显出张伯驹胸怀坦荡、博雅超脱和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
安贫乐道 娱度晚年
1972年，陈毅逝世。张伯驹挥泪为他写了一幅挽联，其联是：仗剑从云作干诚，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挽联被挂在灵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毛泽东主席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当他看到张伯驹为陈毅写的挽联时，连声说：“大气派，大手笔……”当了解到张伯驹和潘素夫妇困居北京，没户口、没工作，生活十分困难时，毛泽东让周总理过问一下。仅越旬日，张伯驹便被安排在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张伯驹因有了工作，又落实了户口，生活便有了保障。夫妇二人，填词作画，安度晚年。写至此，笔者很为张伯驹夫妇庆幸，好人终得好报，自古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