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夜空幽幽，星星眨眼。拾花的乡亲，头顶矿灯，肩扛棉包，歪歪扭扭朝卡车走来，远远望去，一亮一亮，像落在田间的星星。

我流下泪来。我流下泪来。

晚饭后，我和老板娘闲聊。她人长得清秀，说话细声细气，同她老公李大义的性格截然相反。

老板娘原在乡镇一家工厂当出纳，现在给自己丈夫当会计。丈夫李大义以前在乡武装部上班，十来年前，当地政府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新疆拾棉花，车接车送，地方领导带队出行，李大义就带领一队人马来到芳草湖。后来政府不再统一组织，李大义又回到原单位上班。可是一到秋季，不断有乡亲上门找他，让他联系去新疆拾棉花，这时，芳草湖总场打电话，让他立即组织一批拾棉工来新疆，李大义就带领一百五十人来了。

后来，几经周折来到新湖农场，在这个兵团废弃的土院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八年。

老板娘说：“管百十号人吃住两个多月，可不是件小事情，时间长了什么事都会发生，李大义原来不喝酒，现在天天喝，不喝顶不住。”

正说着，棉帘子一动，进来几个人，我除了认识刘欢外，其他都脸生。

刘欢向我点一下头，对老板娘说，他这几天犯胃疼，让老板明天买点药。老板娘赶紧走到桌子前，在本子上记下了。刘欢说，药钱先记账。老板娘说，这平常的小药不要钱。

一个矮个子妇女，问她要的鸡蛋买没有。老板娘从桌下拉出一个纸箱子，取出一兜生鸡蛋，妇女付给老板娘二十元，说了声：“不欠账啊。”提着鸡蛋出去了。

一个女子瘦瘦的，来取她的药，取过就走了，我没看清什么药，老板娘也给她记了账。

还有两个妇女，不买东西，在门后找插座，把自己的小矿灯通上电，俩人就蹲在地上叽叽喳喳说着话。

“酒窝姐”端着碗进来，一边用筷子“当当”搅着碗里的生鸡蛋，一边进里屋找暖水瓶，倒一碗开水出来，一股好闻的鸡蛋汤味。“酒窝姐”自己找个地方坐下了，呼噜呼噜地喝，就像坐在自家的厨房。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小棉袄红艳艳的，就像一个新嫁娘。她有些羞怯地对老板娘说，她想买几斤苹果吃。老板娘说，苹果没有了，进了一箱卖完了。

她还问：“明天还去镇上买吗？”

老板娘说：“一买就得一整箱，天冷不好卖。”

姑娘失望地转身走了，刚要掀棉帘子，老板娘叫住了她，从里屋拿出两个红苹果递给姑娘，说：“我留给自个儿吃的，你拿去吧。”

姑娘捧着闻了闻，笑得很开心，她说：“那就记我账上吧，走时一起算。”

老板娘一摆手说：“记个啥？送你的。”又拍拍她的肩膀说：“能吃就好。”

老板娘看着她的背影说：“这孩子，怪心疼人哩。”

她接着说：“他们小两口一起来拾棉花，刚结婚三个月，前天发现怀孕了，送到镇上一检查，有三十来天了，正反应呢。”

我说：“那还不回家？初孕多娇贵啊。”

老板娘说：“人家小两口，一商量，说不回了。”

我心疼了一下，说：“这孩子真不容易。”然后对老板娘说：“你白天忙做饭，晚上忙杂事，也够累的。”

她说：“老乡你也不容易啊，在这吃不好睡不好，还挨热受冻的。我跟李大义说，咱这个姐，是不是想在退休前提级工资，要不来这干啥，受洋罪。”

我一摇头说：“不受罪，挺开心。”

这是实话。当紧挨着姐妹们，躺在高低不平的大铺，我突然间找回了遗失的童年。也是在乡下，也是这样的土坯房，冷风不时带动树枝，敲打门窗，大板床上铺着厚厚的麦秸草，我们一群孩子羊羔似的挤在一起睡觉，梦和梦连在一起，延续着白天的嬉闹。

长大后，我常常在能触到白云的高楼里，孤独地呆立，交叉着双臂，拥抱着自己。

当我和拾棉花的姐妹们，在田间无芥蒂地说笑时，那么多清凉的氧分子，随着我的快乐，排着队进入我的肺。我能想象，它们欢快地掀动我近乎凝滞的肺叶，任性地上蹿下跳。

我站在无边的棉田，松开了一贯紧抱的胳膊，打开双臂，做一个深呼吸，从脚底到头皮，是那种完全彻底的透气。

我站起身朝外走，老板娘问我：“你今晚还住大屋啊？”

我说：“还住。”

她进里屋给我抱了一床新被褥，军绿色的，很软乎。

早上吃饭时，一个高个子妇女，端着碗蹲在我身边，说：“作家老乡，你啥时候也来俺二队地里逛一逛，不能只待在一队啊。”

我一想，对呀，就马上说：“一会儿就随你到二队逛一逛。”

二队的棉田不太远，我在车斗里颠了几颠就到了。棉棵子比一队地里的高，高到我腰窝。高个子队长说，棉花的品种不一样。

早晨没有阳光，拾棉工都捂着大棉袄，没人捂口罩。

一眼扫见，旁边这个年轻姑娘有些面熟，细看，认出是昨晚那个刚怀孕的新娘。

我轻手轻脚走过去，问她：“昨天的苹果好吃吗？”

她一愣，看了我一眼，又歪头看旁边的小伙子，然后看自己拾花的手，轻声说：“还可以吧。”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