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张书记微胖，面相淳厚。听完小张科长的介绍，他立刻让身边的宣传干事小张，安排我的住处，又通知后勤，给我另买一套新炊具。我内心滚烫，说给领导们添麻烦了。
张书记宽厚地说：“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他指着指身边的一位年轻干部，说：“刘明连长，也是你们的老乡，有事找他帮忙。”
刘明连长长得很板正，身杆子直溜溜的像天安门升旗手。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周口淮阳人，欢迎你老乡。”
又一个意外的惊喜，刚才还忐忑不安的我，现在就像站在自家的大客厅。
宣传干事小张和刘连长提着我的行李，送到二楼的小屋，小屋对着楼梯口，空间很小，七八平方米的样子。我看有张小木床，有一套桌椅，一个盆架，重要的是有暖气，还有一个电水壶，这已足使我幸福。
下楼来，领导们已在门外等候，上了车，一行人开往六场二十八连。两辆小车在地头停下，见一个人蹚着棉棵朝这走，一边走，一边跟我们打招呼。小张科长说，他就是这里的大工头张立，田里的拾花工都是周口人。
公路和棉田隔了一道水沟，沟里没有水，长满芦苇和杂草。我们一个个过了沟，蒺藜和芦苇花，不失时机地粘上衣裤，每人身上都毛烘烘。一个男领导，弯腰收拾裤腿上的毛毛刺，银灰西裤平平展展，连我都替他心疼，也从内心歉疚。
张立老板笑容可掬地说着话，满地的拾花工都朝这里看，我用一口地道的周口话喊：“老乡，俺来了。”
马上有人应：“哦，老乡来啦？中，中啊。”
送领导们过了沟，小张科长说：“要变天了，阿慧老师多保重。”
那表情，就像我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两辆车远去，我走近拾棉花的老乡。
因为天阴，没太阳，这位大姐就没戴口罩，我就更直接地看到她的面容，除了拾花工脸上常见的晒斑外，大姐的脸色草纸般焦黄。她说话慢吞吞的，鼻音很重，一副厚道老实的模样。
她指着前头的人，说：“她们手脚快，把我撇到后头了，我拾花慢得很，手疼。”说着，褪掉手套让我看。
我一看，只冒冷汗。
大姐的十个手指头，除了两个小拇指以外，其它八个指甲盖全掉了，刚长出月牙似的新指甲，裸露的大半截肉红牙牙的渗人。我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二、冻得硬邦邦的柏油路
八朵花
“指甲姐”付二妮
付二妮，女，五十六岁。生育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十二岁，已成家立业；小儿子二十四岁，在南昌打工。丈夫五十七岁，在南京某工地做钢筋工，常年在外，收麦、种秋时才回家几天。
“指甲姐”说：“今年家里的几亩地包给人家了，老伴就不用回来了。我在家没事干，年龄大了，打工没人要。正好张立回咱周口招人拾棉花，俺就来了。咱老百姓闲不起呀，不是干这就是干那。大儿子不用管了，小儿子还没成家，还得花钱。”
她摇着头说：“现在，农村娶个媳妇可不得了，先盖两层楼，俺村里有人都盖三层了。还得给彩礼，干礼就得七八万，少说也要四五万。女方要多少是多少，你少给了，人家闺女不嫁了。为了俩钱，为了子孙，多抓几个是几个。”
“指甲姐”的手指都用创可贴裹住，拾棉花时有点笨拙，但她双手不停，稳抓稳拿，不急不躁。
她说：“人家都说，老婆纺花——慢慢上劲儿。我这是啊，老婆拾花——慢慢抓。”我被她逗得直笑，我笑，她也笑，大姐的笑声带有着浓重的鼻音，听起来像一架老风琴。
“指甲姐”他们四五十个拾花工，跟随工头张立，坐火车来到这九连的田地。地里的棉朵还没有开，张立老板就给他们找了个活儿，搓葵花头。按天工算，每人一天一百元。每个人腰里系个袋子，一手拿搓，一手拿葵花头，使劲地搓，葵花籽就掉进腰间的袋子里。
“指甲姐”干这活儿不得方法，指头里扎满了葵花的尖刺。这活儿干了一天半，他们又给老板家打葫芦。这葫芦就是当地的西葫芦，嫩时可以炒菜吃，长老后，打出里边的籽卖掉，据说，葫芦籽加工后可做美容品。
“指甲姐”他们进入葫芦地，用棍子把葫芦从秧子上打掉，用脚一个个踢到一边，两个人一排，都朝中间踢，手脚配合，就像棒球加足球，运动量很大。劳动的人顶着三十多度的高温，挥汗如雨。
长的圆的，灰的黄的西葫芦，在田间被踢成一行。老板按行子给工钱，一行子五十元，每行有七八百米。
这时，打葫芦机被大车拖到地里，葫芦机边走边打，葫芦籽当场装进袋子拉走，葫芦皮打碎后，直接倒进地里当肥料，滋养下一年的西葫芦。
“指甲姐”又打了一天半的西葫芦，夜里手指头一个个心脏似的乱跳。天亮一看，八个指头肿得像八个小灯泡，指甲盖被拱歪到了一边，浓水在指甲盖里面小鱼儿似的乱跑。轻轻一捏，血水就一股股地流出来。第二天又泉出水了，指头肿得要炸开。一姐妹用缝衣针一个个帮她扎开放水，而后用创可贴粘住，第二天就下地拾棉花了。
“指甲姐”说：“头茬花开得雪团子一样，像大铜钱在棉棵子上挂着，一抓一大把。我一抓手一疼，咬牙忍住，抓着抓着就不疼了。头一天就拾了一百六十斤，一百六十块到手了。四五天后，一揭胶布，指甲盖掉一个，一揭，又掉一个。有的连着一点儿肉，一拾花又挂掉了。不到两天，八个指甲盖全掉光了。”
我寒心着，又后怕着，如果大姐被缝衣针扎成脉管炎，或者破伤风，那大姐还是这大姐吗？
大姐却不这么想，她想的事情都如棉花一般的美和好。
她说：“夜里疼哭的时候，俺也想着回家，可是一想，人家张立，又是掏钱买火车票，又是免费让咱吃住，刚来几天，还没给人家拾几斤棉花就走了，这对不住人啊，钱短人长哩。”
我问：“家里人不知道你指甲盖的事吧？”
大姐摇摇头：“哪敢给他们说？家人知道了还要来人哩，还把我领走哩，不说，都过去了。”
我蹲在地上说：“姐，我心疼你。”
她说：“这有啥？咱河南女人能吃大苦哩。”
我坐在“指甲姐”的身旁记笔记，把大姐的话原汁原味地记下来，眼泪却一滴滴滚落，把刚写的字洇了一片。
地头有人喊我：“老乡，作家！作家，老乡！”我自顾自面对着本子哭笑，没有听到。
“指甲姐”说：“妹子，老板喊你哩。”
这才听见有人喊，站起来一看，张立老板正挥着手说：“老乡，来家歇歇喝口水吧。”
我大声说：“不用了，谢谢啦。”
“指甲姐”说：“这老板比老板娘强多了。你没见，老板娘整天噘着嘴，那嘴能栓头老叫驴。”
我帮“指甲姐”拾棉花，很快就追上了倒数第二名。那女子长得粗粗大大，声音也憨憨实实，见了我也不陌生，活像在一个村庄生活了半辈子。
她说：“你看他们这新疆，除了棉花，其他啥花也没有。”
我看看身边没有其他人，才认定她是在跟我说话，可能她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见个人就想说，这时正好见到我了。
我说：“我在地里也没有看见花，可能是秋天了，没花了。”
她说：“咱周口地里就有花，星星花，小菊花，狗尾巴花，啥花都有。”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女子想家了。
她说：“不知道俺来的时候，家里种的‘不死花’死了没有。”
我弄不清什么是“不死花”，她比划了半天说：“‘不死花’就是不死花，人家都死它不死。”
我觉得这女子有点憨。
果然她边掰扯手里的棉花，边粗拉拉地问我：“你是来新疆找俺的吗？”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是找你的。”
她一瞪眼说：“咦，找俺弄啥？你又不是俺男人。”
我被她噎得直瞪眼，“指甲姐”朝我努努嘴，小声说：“她是个憨子。”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