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她说：“末了，我还是遇上一个麻缠的主儿。扒开产妇腿一看，不是黑头顶，是一只小红手，还抓呀抓的。我的妈呀，吓得我冷汗哗地下来了，布衫子都溻湿了。这娃是要抓走她娘的命哦！我就轻轻牵住那小手，送回她娘肚里。正要伸手转胎位，谁知又掉下一只脚来，吓得我一屁股把热水盆子坐翻了。眼看产妇没一丝气力了，我说，你们骑上马去医院吧。她家人说，‘那么远，会颠出人命的，嫂子你还是想想办法吧。’我一咬牙，一狠心，把胎儿转磨个头朝下，一按肚皮，孩子出来了。浑身乌紫，打了十几下脚心，这才哭出声来。”

我听得身上发冷，脸上发烫，很想喝口水，可是月清嫂不留给我插嘴的机会，她好像要把这二十年的经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这倾诉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像她亲自扒开水口似的，一时半会儿很难堵住。

我不想堵住，我只想倾听，我很想倾听。

月清嫂说：“打那起我不再接生了，后来条件好了，生娃娃都去大医院了。”

她沉思一会儿说：“作家妹妹，你说怪不怪？我接生的八个娃娃，现在都是大学生，我这双手应该是当老师捏笔杆的手，你看，我摸过的娃娃个个学问大，有文化，我说的对吧！”

我终于可以回答了，我说：“对！很对！赵老师。”

她用右胳膊掩嘴笑，伸出左手来打我，我一边躲一边想：我十八岁当小学老师，几十年没爱上这职业。月清嫂却想当老师，想了一辈子。

我向月清嫂投去敬重的眼神，她望着灰突突的天说：“这天恐怕要下雪了，千万别下大了，人进不了地，可就麻烦了。白花花的好棉花收不回来，那可是真要人的命啊。”

她说：“有一年下大雪，大片的棉花都没拾回来。还有一年……”

月清嫂随上那场飞扬的大雪，给我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十四朵花

“蜻蜓女”杨大秘

杨大秘，女，出事那年三十五岁，河南某县农村人。生有两个男孩，大概十来岁，丈夫在家务农。

月清嫂说：“这件事发生在十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是拾棉花季节。这女子我也只过一面，不清楚她是咱河南哪个县的。她来过我家，找她认识的一个拾棉工，当时就站在这棵柳树下，没说几句话就走了。单眼皮，薄嘴唇，挺白净的一个女人，出事后才知道她叫杨大秘。

“那时，俺家有百十亩棉花地，俺男人回老家领回十几个拾棉工，跟现在一样，给谁拾花，谁管吃住。那天一大早，王连长来我家问，‘你们家的花工少不少？’我一听，身上直发毛，问，‘咋回事？’俺男人也出来了，重新查了一遍人，说，‘不少，还是十二个人。十个女工，两个男工。’连长骑着摩托车走了。

“没多大会儿，村人说，西南地边杀死个人。我撂下手里的东西跑去看，公安已经用布条围起来了，一个女的躺在那儿，没头了。

“清早，雾还大着，天格外冷。连长骑着摩托车在地头转，看看哪块地的棉花开齐了，好派花工去捡拾。这时他发现，棉地边有个黑东西躺在那儿，就想，这是谁家毛驴卧在这儿，一夜还不给冻死？他以为头天晚上，毛驴找草吃，卧路边没回家。那时，家家都使毛驴车，喂的都有毛驴，我家也喂了两头。我也学会了使牲口，赶驴车。

“连长走近一看，是个人，没有头。赶紧回连队汇报，警察围住，侦查现场，挨个问工头，谁带的人少了。很快查到前头那家，他带来的人里，少了一个叫杨大秘的女工。三十多岁，有两个男孩。结果，这户工头家的十几个花工全带到连部去了。

“办公楼上，大灯泡在头顶上照着，公安人员对他们一一盘问。最后，只剩下了六个人，其中一个浑身发抖，头冒大汗。一审他就交代了，说人是他杀的。”

我惊住了，端起茶杯一口气把水喝完了，月清嫂也喝了一大碗。原本，一片金黄的柳叶在她碗里小船似地飘，她也一股脑地喝进去了，拿柳叶当茶叶在嘴里嚼。

我伸长脖子问：“为什么杀她？”

月清嫂把柳叶咽下去，拍拍我说：“你听我说。”

“这里边还牵涉另一个女人，她是杨大秘的大嫂，妯娌俩一起来新疆拾棉花。没几天，杨大秘就发现，嫂子晚上总是出大门，到野地去解手，一解就很久，有时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旁边嫂子的床铺还空着。

“这天，刚吃过晚饭，杨大秘就瞅见一个男人站在暗影里，冲她嫂子咳嗽了两声就闪出大门了。不大会儿，嫂子裹着棉袄出去了。杨大秘跟随他们出了门，大雾里，这一男一女走得飞快，一晃就消失在棉田里。杨大秘蹲下身子，听见棉棵子一阵哗哗响，嫂子的声音像哭又像笑。杨大秘也是过来人，她明白了棉花棵里发生了什么事。你想啊……”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